1. 嘉善东禅寺与刻发分离之制
自紫柏老人去后,四方刻资,归聚亦微。因就施者之方,任力刻之。于是四方有道力者,随讨未刻名目,同式就梓。[1]
万历三十一年紫柏真可(1543~1603)殁于狱中,刻藏经费随之不继,颛愚观衡(1579~1646)所记的应对办法是出赀者在何处,经版即在何处刊刻,愿出力者自检未刻之目,依既定版式付梓。治藏经史者多引此段以证刻藏中衰,其所述实为一套仍在运转的办法,且不起于紫柏之殁。方册刻经在正式开雕之前另有尝试,见于嘉兴府嘉善县东禅寺,倡之者为僧千松明得(1531~1588),事在万历十七年(1589)五台山妙德庵开雕之前近十年,向为治藏经史者所略,近年始由王啓元揭出[2]。嘉善置县于宣德五年(1430),析嘉兴县东北境迁善、永安、奉贤三乡及胥山、思贤、麟瑞三乡之一部而成,治魏塘[3],县境无运河干流经过,与府城及松江往来倚嘉善塘一线,属太湖东南缘的毛细水网。此地既非名山,亦不当治所,所以能成为第一处试验场,止因有人肯出赀而又有寺可容工,两事恰在此处相遇。
太湖流域的水系分作两种形态,其分别不在疏密而在拓扑。西部山丘区的南溪、苕溪诸水发源于山,各自独立,终年单向汇入太湖或平原,霍顿(Robert E. Horton)以降的水系形态学把这类水系归入树状之列,其性状可由分叉比与河数律描述,各级河道的数目自高级向低级按几何级数递增,任一河段只有一个下游,其等第由它汇入何处一次定下,此后不可更易,全网只有一个出口[4]。太湖以东的低平原则不然,河道密布,比降十分平缓,又受潮水顶托,泄水能力小,河网纵横交织而与湖泊相互沟通,时有往复流,同一段水面今日东行而明日西行,上下游之名于此不成其为名;五代吴越以来的塘浦圩田更把这片洼地整理成纵浦横塘相交的格网,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彼此接续,每一圩以斗门自控其蓄泄,一处圩内之水既可由此浦而出,亦可由彼塘而出[5]。以霍顿所定义的排水密度即河道总长与流域面积之比衡之,太湖以东平原属最高一等,市镇之间几无远离通航水道者。以图论言之,前者是无回路的树,后者是回路甚多的网,任意两点之间有多条通路,全网没有唯一的出口,也没有哪一道河能够管住其余诸道。刻经之事在后一种水面上展开,其人力、赀财与版片的走向,便不能不受这一拓扑的规定。
东禅寺的尝试终止于刻与发同处一地,经费与账目因之混淆,争议随起,紫柏其后所立之制正在此处着力。徐善《楞严寺经坊总论》记密藏道开刺腕血书紫柏所嘱十六字,曰“径山藏板,不许发经。楞严发经,不许藏板”,并称“今其书犹在寺也”[6];此十六字另见释福徵《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疏》卷下[7],嘉庆七年(1802)楞严寺住持顿会《募刻书本藏板缺页缘例》亦引之[8],历二百年而寺中犹奉为成法。经版存径山而不得于径山发经,经本发楞严寺而寺不得藏版,两地之间隔数十里水路。前人多以防经坊中饱释此制,其说不误而未及此制所倚的物质条件,即水运对重物的宽容与低廉,径山至嘉兴的数十里若须陆行,版与经的分置将成日常之累而不能持久。刻与印既分,径山有版无经,楞严有经无版,无一处能独成刻、印、售的闭环,亦无一处握有全藏。
密藏道开择嘉兴为发行地,理由是“流通宜择五都之市,以便求者”,所权衡者是求经之人能否到得。楞严寺在嘉兴府城西北,万历《嘉兴府志·寺观》作“在郡治西北二里”,冯梦祯《楞严寺初建禅堂碑》作“秀水县治之东北”,一就郡城言,一就县辖言;其地北通苏州,南通杭州,东通松江,西通湖州,皆有水程可达,而杭州、苏州的寺院规模与檀越之富皆过嘉兴,发行地取嘉兴者,取其居四向水程之交点。南迁亦由此定,密藏道开谓“刻经期以北地缘簿,而费倍迁归于南”[9],北地檀越稀少而费用倍增;章宏伟据故宫藏本统计五台山时期现存约六百卷施刻文,江南人所捐三百七十八卷,约占六成三,其中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五府所占尤多[10]。刻场之南移所随者为出赀人的分布,此后每一笔赀财所出之地皆可成为一处刻场,径山之下即余杭,当苕溪之冲,虞山华严阁在常熟塘之侧,姑苏兜率园在苏州城内,三处皆临通航之水。
2. 牌记所见的两套地理
刑部郎中金坛于玉立施赀,刻《宗门统要续集》卷第三,计字一万二千三百九十个,该银六两四钱四分,平湖释在照对,长洲徐普书,上元陶梦信刻,万历丁未春三月径山寂照庵识。[11]
万历丁未即三十五年(1607),此卷列名者四人,各系籍贯于姓名之前,末书刻成之地与年月,通计五处地名,无一相同。于玉立为金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时官刑部郎中;释在照为平湖僧,任校对;徐普为长洲人,任书写;陶梦信为上元人,任刊刻;经版成于余杭径山之寂照庵。金坛属镇江府,平湖属嘉兴府,长洲属苏州府,上元属应天府,余杭属杭州府,一卷之成牵动五府五县,牌记必系籍贯,缘于所记诸人本不在一处。《四库全书》各册之末亦列衔名,所列为总校官、分校官与誊录,其人所在即四库馆所在,无须别著地名,衔名之设出于议叙与追责[12],两种题名体例的分别,反映的是一部书把人集中到一处,一部书把工分散到各处。以下十一条皆五项籍贯俱备者,其取样受牌记体例之限,章宏伟指出陈玉女表四十一在刻工、校对者、书工三栏所标卷数仅二百七十三、二百五十七、一百七十三,与五台山刻藏的实数相去甚远,完整牌记主要出现于南迁径山之后。前人取用此项材料,或据施主一栏考家世行辈,或据施主与愿求两栏统计信仰分布,所得为一份赞助的名单;五项籍贯合观,所得则是一份逐卷更换成员的用工记录。丹阳诸条见李国庆主编《〈径山藏〉所载牌记资料汇编》,逐条注明册页[13] (见表1)。
表1. 丹阳组牌记五项籍贯要素
经卷 |
施主 |
校对 |
书写 |
刻工 |
刻地及年月 |
汇编册页 |
大宝积经卷二五 |
丹阳贺学礼等四人 |
荆门州沙弥清莲 |
真州沙弥了因 |
溧水毛有光 |
径山兴圣万寿禅寺,
万历甲午 |
二册八一 |
佛说未曾有正法经卷二 |
丹阳贺懋熙等五人 |
金陵释仁朴 |
长洲徐普 |
上元王芝 |
径山化城,
万历癸丑正月 |
六册四三六 |
佛藏经卷一 |
丹阳贺学易 |
平湖释在照 |
金陵傅文贞 |
进贤丘添祥 |
径山寂照庵,
万历丙午季夏 |
七册二七九 |
佛说大吉祥天女经 |
丹阳贺学易 |
嘉禾道梅 |
长洲徐普 |
建阳邹友 |
径山寂照庵,
万历己亥十二月 |
六册五二六 |
道行般若经卷一 |
丹阳孙云翼 |
平湖释在照 |
南昌万承明 |
进贤傅汝权 |
径山寂照庵,
万历丁未孟夏 |
一册五九一 |
五条年月自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至三十五年(丁未,1607),刻地三见其名,同在径山一山之内而分属不同庵院;施主五条皆丹阳人,贺氏四条,孙氏一条。校对得荆门州、金陵、平湖、嘉禾四处,皆为僧,荆门州在湖广,去径山二千余里;书写得真州、长洲、金陵、南昌四处;刻工得溧水、上元、进贤、建阳四处,五条五人无一重出。并金坛一条观之,平湖释在照于丙午、丁未两年之内三见,长洲徐普自己亥至癸丑十四年之间三见,而六条所用刻工六人各不相同,可知校对与书写由少数人反复承担,刊刻则每卷另换他人,径山刻场自有一小批常驻之人,其职在对稿写样,刻工不常驻,随卷招之而来。稍晚另有一组在常熟,其牌记于籍贯之外兼载字数、写银、刻银与板数[14] (见表2)。
虞山五条刻地如一,皆作虞山华严阁;毛凤苞即毛晋(1599~1659)之原名,摄大乘论本一条施主为毛褒而校对者之一署常熟毛晋,毛褒、毛袞皆毛晋之子。崇祯壬午至甲申(1642~1644)三年之间,出赀者与经场同在常熟,校对出太仓、吴县,书写出上元、江宁,刻工出句容、长洲、溧水。学界习以“径山藏”为《嘉兴藏》别名,就万历中期径山诸庵所出者言无不妥,崇祯以后可考的刻场尚有虞山华严阁与姑苏兜率园,径山四庵之中古梅庵一处见于顺治己亥所刻《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兜率园一处见于崇祯二年所刻《松隐唯庵然和尚语录》卷一末识[15]。宋元诸藏皆有一寺一山为其定所,《嘉兴藏》自崇祯以后则无定所可言,刻场随出赀者而增设,与一道港汊之开凿只须与旁近水面相通、不必先在全网取得位次者同其理。
表2. 虞山组牌记五项籍贯要素及工料
经卷 |
施主 |
校对 |
书写 |
刻工 |
刻地及年月 |
字数、工银、板数 |
金刚顶瑜伽中
略出念诵经 |
常熟毛凤苞 |
太仓东塔寺道源、吴县东湖戈汕 |
上元罗章 |
句容潘守诚 |
虞山华严阁,
崇祯癸未 |
四一四二八字,写银一两六钱
五分三厘,刻银十四两二钱六分五厘,板六十块 |
禅秘要法经 |
常熟毛凤苞 |
太仓道源、
吴县戈汕 |
上元罗章 |
长洲李如科 |
虞山华严阁,
崇祯壬午 |
四〇四九二字,刻银十四两一钱七分三厘,板五十块 |
佛三身赞 |
常熟毛凤苞 |
吴县郁慈明、
戈汕 |
江宁黄铭 |
长洲李如科 |
虞山华严阁,
崇祯甲申 |
三九一字,
刻银一钱三分七厘,板一块 |
摄大乘论本 |
常熟毛褒 |
吴县殷时衡、
常熟毛晋 |
东吴尤在一 |
溧水杨可澮 |
虞山华严阁,
崇祯癸未 |
二六四九八字,刻银九两二钱
七分五厘,板三十六块 |
佛说诸行有为经 |
常熟毛袞 |
太仓道源、
吴县戈汕 |
上元于从龙 |
句容潘守诚、
长洲李如科、
句容濮承烈 |
虞山华严阁,
崇祯癸未 |
八〇三字,刻银二钱八分,
板二块 |
万历径山的常驻者为平湖、嘉禾之僧,崇祯虞山的常驻者为太仓、吴县之士,皆出本刻场周围数十里之内,刻工则始终来自远处,无一在刻场邻近,可知常驻者由刻场的地缘决定,刻工由行业的地缘决定。十一条中施主与刻工无一同县,丹阳贺氏、孙氏五条用溧水、上元、进贤、建阳之工,越府而及他省;金坛一条用上元;常熟毛氏五条用句容、长洲、溧水,其中长洲李如科三见,与常熟同属苏州府而异其县。校对一栏则有同县之例,摄大乘论本施主毛褒与校对者毛晋父子同为常熟人。出赀依宗族乡里而聚,故丹阳一门四条、常熟一门四条,赀财在家族之内递相而出;奏刀依行业而聚,故刻工尽出刻书传统区。一卷之成,是这两套本不相干的分布在某处刻场的一次交会,而使交会成为可能的既非教门,亦非官府,乃是可以载重的航道。
十一条所得刻工凡十一人,上元三见(王芝、陶梦信、邵应兆),溧水二见(毛有光、杨可澮),句容二见(潘守诚、濮承烈),进贤二见(丘添祥、傅汝权),建阳一见(邹友),长洲一见(李如科)。上元、溧水、句容同在应天府境,与江宁、江浦共为南京都会圈;进贤、南昌属江西;建阳属建宁府,为闽中书林所在。三处按明代政区分属南直隶、江西与福建,彼此并无隶属往来,应天诸县由长江下达镇江,转京口闸入运河南行,进贤、南昌循赣江北下鄱阳湖,出湖口入长江东趋镇江而后转漕,建阳则溯建溪至浦城,陆行越仙霞岭至江山,复循衢江、富春江下钱塘,三路之中惟闽路夹一段陆程。施主一侧则更集中,丹阳当京杭运河穿城之处,金坛倚丹金溧漕河东北接运河,常熟有常熟塘南通苏州、福山塘北出大江,平湖倚平湖塘,吴江当运河干线,杭州为运河南端之终。大宗施主之中,桐城吴用先施刻至三百四十一卷,泰和萧士玮、杨仁愿亦所施不少,三人虽不在环太湖水网之内,然桐城临长江,泰和当赣江中游,其东下之路与进贤、南昌刻工所行者相同。出赀与奏刀虽属两套地理,所共用者是同一组航道,前者集于航道的密网之处,后者散在航道的远端。
3. 逐卷核算与定本之不能
常熟毛凤苞施刻《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计字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八个,写银一两六钱五分三厘,刻银十四两二钱六分五厘,板六十块,崇祯癸未虞山华严阁识。
常熟毛凤苞施刻《佛三身赞》,计字三百九十一个,刻银一钱三分七厘,板一块,崇祯甲申虞山华严阁识。
两条同出虞山华严阁,相隔一年,字数之差逾百倍而记账栏目一无所减;丹阳组作“计字若干个,该银若干两若干钱若干分若干厘”,金坛一条作一万二千三百九十个、六两四钱四分,三组分处三地,年代相去三四十年而账目格式如一,此式通行于全藏。板数一栏所记为该卷所耗雕版之实数,《嘉兴藏》通行的版式为半页十行、行二十字[16],每半页二百字,以《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四万一千余字用六十板计,一板所容约三四半页,而《佛三身赞》三百九十一字仅当二半页,却独占一板,其板未满而余地并不让与他卷。雕版为经场中最重之实物,其数既随卷开列而不与他卷共用,则一卷刻竟之时,该卷的经文、账目与版片三者同时齐备,可脱离余卷而独存;虞山五条之中写银一栏惟《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一条具之,其余四条止载刻银,所载项目虽多寡不一,结算的范围始终以本卷为限。
一卷之赀既足即可开雕,不待他卷,一卷刻竟即可印行,不待全藏,募化所及止于某一卷,出赀者所认领的是一个有确定字数与确定银数的对象。此法所以可行,仍在于水网的细密与运脚之廉,嘉善塘、平湖塘、丹金溧漕河一类支流深入市镇,一名丹阳士人无须与他县素不相识的同好合赀,独出六两余银即可得一卷之功德,样稿与印本随船往返,数日可达。其代价在全局,全藏无汇总收支之处,亦无记录已成未成之数的总账,增入多少、何时增入、由谁增入,止能从各卷牌记逐条追索。《四库全书》在同一件事上取径相反,以部分校,以册装潢,以阁排架,进度由高宗定期查核,誊录三千八百二十六人限五年缮写一百八十万字,事竣按字数议叙,每一册自缮写之始即知其在全书中的位次;四库在全书缮竣之前无一册可以流出,《嘉兴藏》在全藏刻竣之前已有数千卷在民间流通,未成并不妨碍其中任何一卷成为可以购置与请藏的独立物品。
全帙之数究竟几何,传世著录彼此不合,其间的出入远非传抄之误所能解释。故宫博物院著录作二千一百四十一种、一万零八百八十八卷、二千四百五十三册、三百四十四函,函号始“天”终“史”,中分首一函、正藏二百一十函、续藏九十函、又续藏四十三函[17];韩锡铎所计正、续、又续三部卷数合之亦为一万零八百八十八,而函号作始“天”终“鱼”。台湾地区藏本作九千九百七十五卷,康熙《嘉兴府志》作六千三百一十卷,陈垣据慧辉请藏记作三百三十函六千七百六十卷,1920年刊《经值划一》即通行的《嘉兴藏目录》著录二千零九十种,二〇〇八年民族出版社重辑本则为三百七十八函、二千二百四十六种、二千六百五十二册[18]。杨玉良检故宫所藏五种目录,谓其“不仅互有差异,而且与故宫藏实际情况明显不同”,并考出故宫本较台湾地区本多二百二十余种。康熙府志所记最低,修志之时刻藏尚未终止,此数当为一时刻成之数,诸本之差既由年份而来,亦由各本所收得的多寡而来。
曾有人试图为这部书立一个定本而终于不能,其痕迹留在续藏最前二种的版心之上。此二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序演义钞》八卷与《大方广佛华严经疏钞》八十卷,辽宁省图书馆与台湾地区中央图书馆藏本的版心之下分刻“天地玄黄宇宙鸿荒”“日月”等字。千字文编号是宋以来刻藏通行之法,其前提为先知全帙之数,函次既定则某函当得某字早已排定;续藏起首二种既已刻上此等字,可知曾有人着手依旧法编次,其后不复见,可知中辍,而中辍之由,水系形态学中恰有一组现成的分辨可以借来说明。斯特拉勒(Arthur N. Strahler)的定级之法自源头算起,凡无支流汇入者为一级,两条同级相遇乃升一级,异级相遇则从其高者,一河段之级由它在全网中的位置决定,而不由流经其中的水量决定[19];施里夫(Ronald L. Shreve)改计其量,凡源头之链皆记为一,两链相合则其量相加,一河段之量即其上游源头之数,量随源头之增而增,不须先知全网之形[20]。等第之法须先知全局而后可施,累加之法则随得随记,二者所要求的前提本不相同。四库的分架图与历代刻藏的千字文皆属等第,每一册、每一函在缮写与开雕之前即已有其位;《嘉兴藏》的牌记所记者是字数、工银与板数,皆可相加而不能定次,一卷刻成便记一卷之数,全藏之量随施主之增而增。宋《崇宁藏》《毗卢藏》诸藏亦民间募刻,其募化先定全帙而后分募诸函,故千字文行之无碍;《嘉兴藏》把募化的单位降到卷,等第之法遂无所措其手,而累加之法自始便在牌记上运行无碍。
以目录学的成法衡之,《嘉兴藏》既不合卷帙有定的一部书,也不合篇目预拟的一套丛刻。诸家著录相差逾四千卷,其中数种又是不同年份或不同藏本的截面,“《嘉兴藏》”一名在清代所指者已非同一批书,甲寺所藏与乙家所购未必相同。冯国栋、张敬霞考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本六百七十九种,约当《经值划一》所著录的三分之一,而其中《黄檗木庵禅师语录》《晦夫林皋禅师夹山竹林寺语录》《纪安经禅师语录》《五叶弘传》《清凉顶目彻禅师语录》等数种,不惟《经值划一》未著录,故宫博物院、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与称名寺所藏诸本以及新文丰影印本亦皆未收。一部残帙之中存有全世界别处所无的经卷,这在四库七阁之间是不会发生的事,七阁各本同出一目,缺者俱缺,有者俱有。任何针对《嘉兴藏》的查缴,都须先解决一个在四库那里不存在的问题,即所查者究竟为何物。
4. 设闸与无闸
兹有径山寿光上人载经板过关门,辄以一言通于长公……乃紫柏大师及陆五台诸老未了公案。[21]
钱谦益(1582~1664)作此札于顺治十八年(1661)春,收信人王澧父子时榷关南新,同时所作《与王楚先》云“近以载经板过关门,辄以一言为先容,不但求免榷税,意欲求为金汤护法”,《钱牧斋先生尺牍》中提及寿光者共九封,往复所争者为税,遍检其辞未见一语涉及经文的是非。其时距开雕已七十二年,《嘉兴藏》正处流通最盛之际,而国家机器与之发生的制度性接触,只是运河与钱塘江上的一处榷关,所征者为货物之税,经板于此与他货同科。所载者又是经板而非印本,雕版既可装船过关,一处经场对版片便无长久的固着之力;国家若欲于源头设关,须先有一处固定的源头,而此书的经版自五台山迁径山,刻成之地又散在径山诸庵、虞山华严阁与姑苏兜率园之间。
四库一侧的情形与此相反,各省采访局按行政区分层而上,督抚责成藩司,藩司责成府县,府县责成绅衿书贾,所得汇于省局而后北运,江苏进书四千八百零八部,浙江四千六百部,云南、奉天各四部;四库馆继之,集誊录三千八百二十六人于北京一馆,缮成副本;军机处与御览居其末,四库馆定《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令将原书封固进呈、交军机处奏闻销毁,不许地方自行销毁[22]。条款之所以能规定将原书封固进呈,前提在于原书有一个可以按址而索的所在,府县接到名目即可上门去取,而这个前提又出于采进的层级本身,一书自民间入于七阁,其经行的路线是唯一的。
哈格特与乔利把霍顿一系的河系形态学与人文地理的交通网分析并置于同一套图论语汇之下,所用的指标之中最能分别两类网络者为回路[23]。一个只有分枝而无回路的图,节点数为n则边数必为n减一,任意两点之间只有一条通路,每一条边都是桥,每一个内节点都是割点,去其一则全图必裂为二;回路一旦出现,凡落在回路之内的边既非桥,其两端亦非割点,去之而全图仍然连通,坎斯基以回路指数计量交通网的成熟程度,所量的正是此物[24]。四库采进的层级恰是前者,县为一级支流,府为次级,省局为干流,四库馆与军机处为唯一的出口,每一节点只有一个上游,故处处可以设闸,且在任一处剪断,其上游的全部支系随之与出口隔绝,省局一封而全省之书不达,军机处一驳而全国之书不入。《嘉兴藏》一侧的联结则不经任何上级节点,丹阳的赀财直接落到上元的刻工手上,中间既不经镇江府,也不经应天府,牌记所载五处地名之间既无隶属,亦无先后,任一处停业而其余四处照常运作,此即回路网络的走法,也是江南水面上舟行的实况。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论中国的区域,以分水岭为界而不以行省府县为界,谓长江下游大区的核心即太湖平原与运河沿线[25]。其说实有两重树的设想,外层以流域划界,一大区即一集水之区,内层以中地体系分级,市镇之上有县城,县城之上有府城,货与人自下而上层层汇聚。用于西部山丘诸水与其上的市镇固无不合,用于太湖以东的低平原则失之,此地的市镇多以水道彼此直通,不必经由上级中地转输,其间的往来在中地体系的图上找不到对应的边。四库采进以省造册,江苏与浙江两栏所切分的,本是一个由运河与太湖连成的整体;丹阳、金坛属镇江府,常熟、长洲、吴江属苏州府,上元、溧水、句容属应天府,明末俱在南直隶而入清为江苏,平湖属嘉兴府,余杭属杭州府,明清皆隶浙江,而一卷牌记之内的五处地名往往横跨此二省。国家用以计数的单位是一副树,这项事业赖以运作的单位是一张网,二者不可通约,入口无从设关的根由即在于此。
斯科特(James C. Scott)谓国家治理的先决条件在于对象可读,须先经简化、集中、编目与定名,然后措置可施[26]。可读所要求的正是一副树的形状,唯有每一件东西都有一个位次,且这个位次由它汇入何处一次定下,抽换与删削才能在一册之内准确施行;四库三关便是把书籍整成树的装置,采进使之集中,缮写使之齐一,编目使之各得位次,删汰因而是入口处的一次性筛选。《嘉兴藏》循网而行,未经任何一处足以使之可读的机构,卷数不定,目录互异,经版散在数寺,印本随施随发,乾隆间所面对的是一批已散出百余年而从未有过完整清单的书,所能采取的手段只能是事后的检索。筛选沿树而行,其代价随层级之深浅而定,剪一枝即断一片;检索沿网而行,其代价随节点之多寡而定,须逐点访求,前者的遗漏率在理论上为零,后者则必大于零而无从核计。吴疆(Jiang Wu)所倡区域宗教系统之说亦承施坚雅而来,以地理信息系统处理寺院的分布密度[27],华凯琦(Kaiqi Hua)考宋元杭嘉湖刻藏的赞助网络,与本文同处一空间而异其时段[28],陈玉女所问者为何以嘉兴楞严寺得任发行之责,落点在选址与社会资源,而本文所问是水网的拓扑如何使入口设关无从措手。
5. 汰与留
甚至拉入塔铭志传……列入续藏内已为过分。……其钱谦益所著楞严蒙钞一种,亦据奏请毁彻,所有经板书篇,均经一体芟汰,期于澄阐宗门。[29]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甲戌这道上谕,指斥的着眼点落在文类,塔铭与志传本为文集之体,编入释藏续编,其失在错置;四年之前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已遭全毁,所据者是悖谬之罪,同一人的文字收在别集之中以义理论罪,收在释藏之中以体类论失。前人多把这道谕旨系于乾隆批判钱谦益的整体进程,视为管制的又一次收紧[30],此说可以说明力度的增加,说明不了措辞何以转向,若只是收紧,尽可沿用悖谬二字径斥其文之不可留,无须绕到塔铭志传该不该入释藏这一层上去。《紫柏尊者别集》序署庚子(顺治十七年,1660)“虞山白衣私淑弟子蒙叟钱谦益焚香肃拜谨序”,《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序署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海印弟子虞山蒙叟”,《般若心经略疏小钞》署“海印弟子钱谦益集”,此外为憨山德清(1546~1623)作塔铭收入《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五十五,又订《护法录》一种。诸处署名所标身份俱在僧籍之外,其文入藏所循之途不过为人作序、为经作疏钞、为前代僧人作塔铭三者,皆不须经过审定,所须者惟有人愿出赀刻之;一卷之赀既足即可开雕,一卷之中收入何人之文,止取决于出赀者与经场中人的意向。
自禁毁至芟汰的次第,可按《清高宗实录》所载年月排比。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初六禁毁《初学集》《有学集》,见卷八三六;同年十二月壬子谕经史及诸集内所有钱谦益序文,语无悖谬者俱不必彻毁,见卷八四八;十二月甲寅以续藏经内有钱谦益《塔铭跋》二种,批所言皆释家之事、语意俱无关碍、亦不必撤去,同见卷八四八;三十八年二月甲戌即前所引之谕,见卷九二六;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甲申以钱谦益、金堡、屈大均三人诗文逐细查明、概行毁弃,而刘宗周、黄道周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见卷一〇二一;五十二年(1787)六月戊申以阎若璩(1636~1704)《尚书古文疏证》引钱说未删,令纪昀(1724~1805)删改,见卷一二八二。三十四年十二月甲寅所称续藏经,倾向指官修《龙藏》之续藏,与《嘉兴藏》续藏不可径相坐实,两谕相隔三年余,可以相较者在准据而不在对象。
三十四年以语无悖谬为准,所问者是文字的是非;三十八年以列入续藏内已为过分为辞,所问者是体类的当否,两种准据的分别在其可执行性。义理是否悖谬,须逐卷通读方能判定;文类是否错置,只须看一眼著录的名目。面对一部有总目、有分架图、位次早经排定的《四库全书》,逐卷通读的成本可以负担,四库馆的分校官本来就在做这件事;面对一部无总目、卷数不定、印本随水路散在南北僧俗之家的《嘉兴藏》,逐卷通读无从措手,能够执行的准据只剩下可由名目一望而定者,塔铭、志传、语录、疏钞皆是文类的名目,不必开卷即可指认。这一转向仍以两副网络的分别为根由,树上每一条边皆是桥,剪其一而上游全数随之而去,故删汰可以选在层级较高之处一次施行,尽可从容读过再定去取;网上落在回路之内者既非桥亦非割点,去之而余者仍相通,删汰遂只能逐点而除,其工作量不随层级递减而随节点递增。乾隆三十八年谕旨以文类为辞而不以义理为辞,与宽严无关,所反映的是国家在这一对象上所能负担的甄别成本。
雍正重刊藏经,御制序中说民间私刊书,本板在浙江嘉兴府,谓之南藏,历代名僧所著义疏及机缘语录,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未经明眼辨别淄渑,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31]。序中谓之南藏一语系对永乐南藏的混称,所指之嘉兴府经板实为《嘉兴藏》;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十二字,是自国家一方所见的逐卷集结,入藏的准据在当时人之所崇信而不在一部预定的目录,其结果便是未经明眼辨别淄渑。序末所谓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指的是官修《龙藏》的编次,其立言之法是把《嘉兴藏》当作反面的样本,两朝在这一点上的判断是连贯的。
逐点检索的遗漏率既无从核计,其实际的量则可由两处旁证窥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钱谦益注二百六十七处,禁毁之后实删七十四处,余一百九十三处未删,漏删之比达七成二,芸生堂本仓促补刻,大文堂本沿袭其漏[32];此书的书名、作者与版本俱在案,官府所不知者是它的内文,而查缴所要剔除者正藏在内文之内,名目一层的可读性于此全不济事。地理上的遗漏则有澹归一案,澹归今释(金堡,1614~1680)于康熙十七年(1678)自广东丹霞北上请藏,其路溯北江至韶州,越大庾岭而入赣江,北下鄱阳湖,出湖口顺长江东趋,转运河而至嘉兴楞严寺,十八年四月发僧奉经回丹霞;乾隆四十一年,南韶连兵备道李璜过丹霞别传寺,启寺中封锁之厨,得其诗文集,遂毁其骨塔碑志,方志所刊诗文尽行铲削[33]。自请藏至发觉相距九十八年,而钱、金、屈三人概行毁弃之谕正下于同一年,国家欲清之,须有一名兵备道恰好经过、恰好启厨、恰好认得那批文字,以执行不力责之并不中肯,凡以舟楫散出者,须以人足逐处收回,人足所及的范围远小于当年舟楫所及的范围。
漏网之处正是留存之所在,而入与留两端出于同一个拓扑。树上的水必经每一道汇口方能到达出口,一级支流的水量最小,来路最杂,恰是在第一道汇口即被拦下者;四库的第一道关口在各省采访局,当代之文与地方之文最先在此暴露,钱谦益、金堡、屈大均三人诗文概行毁弃即下于四库开馆之际。网上没有汇口可言,一处新水面只须与旁近相通便自成一道,明清禅师的语录、塔铭、疏钞因此不必经过任何一次汇合即已入藏。蓝吉富依蔡运臣《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统计,《嘉兴藏》中有二百八十八种典籍至今未被包括日本《卍续藏》《大正藏》在内的任何新编大藏经收录,其中二百四十种属明清二代禅宗典籍,明代五十一种,清代一百八十九种,以语录为最多,其主角大多是万历以后迄雍正以前的禅师,与刻藏诸卷的施主、刻工同时,其语录塔铭刻成之日距其人身殁往往不过数年。
入之不受拦阻既由拓扑而定,存之不能尽除亦由拓扑而定。树状水系一处干流淤塞,上游诸水俱无所出;网状河网一道港汊淤塞,水由旁道而行,全网不因一处之废而废。四库之书集于七阁,位次既定,抽换某册某页皆有图可循,七阁各本同出一目,抽毁一次即及于全部副本;《嘉兴藏》之经板散在数寺,印本散在南北僧俗之家,一处刻场停工则别处仍可开雕,一部藏本残缺则别部存其所缺。冯国栋、张敬霞所考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残帙中的数种,木庵性瑫(1611~1684)、林皋本豫(1588~1646)、纪安大经、顶目弘彻(1588~1648)诸人的语录,作者皆殁于顺康之际,而其书仅存于这一部由黄梅寺散出、经刘承幹与张叔平之手于一九四七年归浙大的残本之中。二〇〇二年以后重辑此藏,所用之法正是在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寺庙逐处搜集,以诸本相补而后成三百七十八函之数,其作业的形状与乾隆间的逐点查缴恰好相同,所异者一为收一为除。故宫本正藏之中《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一部十四册,乾隆三十四年奉旨校理时自大藏撤出,改存养心殿,同时抄录续藏、又续藏目录一册[34];谕旨明令此书经板书篇一体芟汰,而宫中所藏的这一部并未销毁,至今犹存。
6. 结语
把这部书放回它所由生的水面上看,它的种种不整齐便都有了来处。刻与发分置径山、嘉兴,募化下降到卷,用工逐卷跨州县征调,三事同以水运的低廉与水网的细密为前提,径山至嘉兴的数十里若须陆行,此制不能维持二百年,一名丹阳士人若须车载牛挽,六两余银也买不来一卷之功德。太湖以东的低平原是回路甚多的网,一道港汊只须与旁近水面相通便自成一道,在全网之中并无先于自身而存在的位次,《嘉兴藏》的刻场、赀财与版片既循此网而行,其卷帙便同样无位次可编,牌记所记的字数、工银与板数皆可相加而不能定次,正如施里夫之量可以随源头之增而增,斯特拉勒之级却须先知全网之形。续藏版心的千字文刻至“日月”而止,诸家著录相差逾四千卷,都是等第之法在一张网上失效的结果。
国家在这部书上所遇到的困难,与编者立不成定本的困难同出一源。四库采进的县、府、省、馆、枢是一副标准的树,每一节点只有一个上游,每一条边都是桥,故处处可以设闸,剪一枝而其上游全数与出口隔绝,删汰得以在入口一次完成;《嘉兴藏》的入口散在每一位施主的私囊,国家在这条水路上所设者只有榷关一处,寿光上人载经板过关,所争的也不过是免税,删汰因此只能逐点而除,其工作量不随层级递减而随节点递增。逐点而除的代价既不可支,能够执行的准据便只剩下不必开卷即可指认者,“语无悖谬”让位于“列入续藏内已为过分”,指斥之辞从义理落到文类,其实是国家在这一对象上的甄别能力所划出的界线。《杜诗详注》一书之内漏删一百九十三处,丹霞别传寺一厨之中封存九十八年,都是这条界线的实测值。
这副形状既决定了国家汰不干净,也决定了哪一类文字得以留下。树上的水必经每一道汇口方能到达出口,一级支流水量最小而来路最杂,恰在第一道汇口即被拦下,四库的第一道关口设在各省采访局,当代之文与地方之文最先在此暴露;网上没有汇口,明清禅师的语录塔铭只须有人出赀便自成一道,入而无人过问,二百八十八种未被后世任何新编藏经收录的典籍,四分之三以上是与刻藏同时之人的著述。及至清人逐点搜求,一处刻场停工而别处仍在开雕,一部藏本残缺而别部存其所缺,浙江大学图书馆那一部残帙中的木庵性瑫、林皋本豫、纪安大经、顶目弘彻诸人语录,遂为海内外诸本所仅有。就一部大藏经的整齐而言,《嘉兴藏》远不能与《四库全书》相比;就明清之际当代文献之得以存世而言,四库亦不能与《嘉兴藏》相比。这个差别在两副互不通约的网络形状,一副把书集中到人那里去,一副把书分散到水上去。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五方为一卷:《嘉兴藏》的水路集结与文本的去留
摘要:《嘉兴藏》自万历十七年(1589)开雕,历二百余年,边刻边流通,未成定本,亦无统一目录。本文取五项籍贯要素俱备的十一条经末牌记,借霍顿、斯特拉勒与施里夫的水系形态学以及哈格特、乔利的地理网络分析,参以施坚雅的大区理论与斯科特的国家可读性概念,考察这部书的刊刻组织。太湖以西山丘区是树,每一河段皆有其等第,等第由它汇入何处一次定下,图上无回路,每一条边都是桥,每一个内节点都是割点;太湖以东低平原是网,河道密布而比降平缓,受潮顶托而时有往复流,上下游之名于此不成其为名,塘浦圩田又使纵浦横塘相交成格,回路甚多而无唯一出口。等第之法须先知全局,累加之法则不须,斯特拉勒计级而施里夫计量,二者的分野正落在这里。《四库全书》的分架图与历代刻藏的千字文编号皆属等第,《嘉兴藏》的牌记只记字数、工银与板数,是累加,故续藏版心的千字文刻至“日月”而中辍,传世著录相差逾四千卷。四库采进的县、府、省、馆、枢是一副标准的树,处处可以设闸,剪一枝而其上游全数与出口隔绝;《嘉兴藏》一卷牌记之内的五处地名互不隶属,丹阳的赀财直落上元刻工之手,中间不经镇江、应天二府,国家在这条水路上所设者只有榷关一处。删汰因此只能逐点而行,其工作量不随层级递减而随节点递增,遂改用一种不必开卷的准据,“语无悖谬”让位于“列入续藏内已为过分”。树上的水必经每一道汇口方能到达出口,当代与地方之文在第一道汇口即被拦下;网上没有汇口可言,明清禅师的语录塔铭随赀而入,入而无人过问,二百八十八种未被后世任何新编藏经收录的典籍与浙江大学图书馆一部残帙中的数种孤本,皆由此存世。
关键词:嘉兴藏,牌记,江南水网,网络形态,国家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