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lu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Linguistic Landscapes in Rural Guangdong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乡村地区的社会结构、空间形态与治理方式正经历深刻转型。乡村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与生活空间，而日益成为承载公共治理、文化展示与价值传播的重要场域。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作为公共空间中最直观、最具可视性的符号资源，其使用方式和呈现形态对乡村形象建构、文明秩序塑造和公共沟通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语言景观作为语言在公共空间中的集中呈现，已逐渐成为观察乡村治理能力、文化表达形态与语言政策落实情况的重要窗口。
国家层面相继出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明确强调语言文化在乡村发展中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提出要通过规范公共语言使用、创新语言表达形式，服务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与文明培育。语言景观不仅承载着信息传递功能，更在乡村文化认同建构、乡风文明塑造以及乡村旅游与文创产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导向与基层实践之间，乡村语言景观仍普遍存在设计零散、用语不规范、文化表达单一、外语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制约了乡村公共语言环境质量的整体提升。
广东省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区域，自《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计划(2018~2022年)》实施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和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部分粤东西北地区及传统乡村中，语言景观建设仍明显滞后。作为多方言、多文化交汇的重要区域，广东乡村语言景观的规范化问题不仅关乎语言使用本身，更关系到文化传承、基层治理与乡村现代化进程。
基于此，有必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广东乡村语言景观进行系统调查与科学评估，厘清其现实状况与突出问题，并探索构建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的语言景观评估与规范化机制。围绕这一目标，本文聚焦广东代表性的乡村地区，通过田野调查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回答以下问题：广东乡村语言景观呈现出怎样的结构特征与使用模式？如何构建科学、系统的乡村语言景观评估指标体系，为语言治理与文明建设提供实践路径？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有助于拓展语言景观研究的空间维度与社会维度，丰富中国语境下的语言景观理论建构，深化对语言、身份认同与权力关系的理解，并推动语言政策研究与乡村治理研究的交叉融合。在实践层面，研究成果可为广东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提供具体可行的语言景观评估工具和规范化建议，促进乡村公共语言使用的文明化、规范化与系统化，提升乡村语言环境质量，助力营造向上向善、和谐有序的现代文明乡村。
2. 文献综述
2.1. 语言景观研究综述
“语言景观”概念由Landry与Bourhis于1997年正式提出，用以指涉公共空间中各类标牌所呈现的语言使用状况，被视为区域语言生态的直观反映[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语言景观研究逐渐从早期对语言分布的描述，拓展至对多语现象[2]、英语全球化[3]以及语言背后身份认同、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探讨[4]-[6]。与此同时，学界还从商品属性[7]、文化传承[8]及语言教育功能[9]等角度，揭示了语言景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多重功能。
受商业招牌和公共标识数量优势影响，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空间[10] [11]。近年来，研究对象逐步扩展至多模态和非典型语言景观，如语音播报、传单、菜单、电子屏、车身广告及网络语言等[12]，公共空间范围和研究材料显著拓宽。在理论与方法层面，学者从社会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和民族志等多学科视角出发，形成了地理符号学、语言选择理论、社会空间理论等多种分析框架[13]-[15]。研究方法上，以影像采集和定量统计为主，辅以访谈、问卷与话语分析，强调语言景观与社会、文化及政治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16]。
2.2. 乡村语言景观研究进展
相较城市研究，乡村语言景观近年来逐渐受到国际学界关注。Pietikäinen等通过跨文化研究揭示多语标牌在乡村认同建构中的作用[17]，Blommaert提出的农村社会政治空间理论为理解语言景观中的权力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18]。此后，多模态符号生态分析与“符号–权力–情境”分析范式不断丰富乡村语言景观的理论内涵。
在中国语境中，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乡村逐渐成为新的语言景观研究场域[19] [20]。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多语言与多方言接触问题，普遍呈现“普通话推进、方言弱化”的趋势，语言景观成为民族文化与地方认同的重要载体[21] [22]；二是规范化不足与文化表达弱化问题，研究普遍指出乡村公共标识存在用语不规范、翻译错误、设计单一等现象，制约文明乡风与文化传播[23] [24]；三是语言景观在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治理中的综合功能，相关研究证实其在产业升级、政策传播和社区凝聚中的积极作用[25] [26]。
从区域研究看，现有成果多集中于中西部和民族地区，广东等侨乡、多方言区域研究明显不足。在治理路径上，学界逐渐形成“制度规范–技术赋能–社区参与”的综合框架[27] [28]，但在方言保护、数字化应用与智慧乡村建设的结合方面仍显薄弱。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为乡村语言景观的社会功能与治理价值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但在区域覆盖、评估体系构建及规范化机制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这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系统开展广东乡村语言景观评估与规范化研究提供了现实空间与学术切入点。
3. 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选取广东省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作为调查对象，分别为开平市赤坎镇石溪村、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和湛江市良垌镇中塘村。三村在区位条件、产业形态与文化背景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石溪村以侨乡文化为突出特征，崖口村近年来以乡村旅游与滨海经济发展见长，中塘村则兼具红色文化资源与传统农业基础。不同发展路径与文化背景为语言景观比较研究提供了多样样本。本课题于2022年7月和2023年7月，先后在华侨文化浓厚的开平市赤坎镇石溪村进行实地调研；2024年5月在中山市南部的崖口村开展了中山典型乡村的语言景观调查；并在2024年10月前往粤西地区湛江市良垌镇的中塘村，进一步补充粤西乡村的语言样本。
在本次乡村语言景观调查中，研究团队以数码影像记录为主要手段，对三个村庄主街道公共空间中公众可直接观察到的语言标牌进行系统采集，遵循“尽量完整覆盖、不重复计数”的原则，对村庄主干道路、公共服务设施、文化宣传区域、商业空间及居民集中活动区域实施多轮拍摄，力求真实呈现乡村语言景观整体样态。
为确保样本采集的系统性、完整性与可重复性，在调查设计阶段对采集范围与操作流程进行了明确界定：在空间边界上，以行政村为基本调查单元，依据村级行政边界确定样本采集范围，重点覆盖行政村内部公共可视性较高的核心区域；在采集方式上，通过预先规划拍摄路线，对重点区域进行分段、多轮影像采集，并对同一区域必要时进行补拍，同时通过编号与比对严格执行“不重复计数”原则。
在样本统计上，参照语言景观研究的通行做法，将每一具有独立语言信息并承担信息传递或象征功能的可视载体视为一个统计单位，并结合乡村空间特征对标准作出适当调整：同一载体的不同展示面分别计入，内容与形式完全一致的重复标牌仅计一次，各自然村住宅门牌择一计入，字迹模糊、纯装饰性或节庆性、临时性标识不纳入统计，从而最大限度降低遗漏与重复风险。在此基础上，共获得有效语言景观样本998个，其中石溪村420个、崖口村357个、中塘村221个，样本数量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村庄公共空间密度、经济活跃度与文化展示强度的客观差别，并为后续比较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
4. 调查结果与实证分析
4.1. 乡村标牌语码使用情况
本次调查共获取有效乡村语言标牌998块。依据标牌上不同语码的组合方式，对样本中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分类统计。参照语言景观研究中的常用做法，并结合广东乡村语言环境的实际情况，本文将调查所得标牌划分为两类：一类为汉语单语标牌(包含汉语拼音形式)，另一类为“汉语 + 外语(其他语种)”双语标牌，并分别统计其数量及所占比例。
统计结果显示，如表1，在三村998块语言标牌中，汉语单语标牌数量占据明显优势，占绝大多数比例，为91.7%；“汉语+外语”双语标牌数量相对较少，仅占总体的一小部分8.3%。所有调查样本中，汉语均有出现，未发现完全以外语作为唯一语码的单语标牌，仅在崖口村发现少量三种及以上语码并置的多语(中英韩法)标牌。这一分布特征表明，广东乡村语言景观整体呈现出以汉语为核心的显著单语倾向。这种主导地位，不仅体现语言能力结构，更反映了国家语言政策通过公共空间实现的象征性权力再生产。
从区域分布来看，经济条件和旅游开发程度较高的崖口村，双语标牌数量明显多于石溪村与中塘村，主要集中在旅游导览、公共服务和商业招牌等场景；而中塘村的语言标牌则以汉语单语形式为主，外语使用极为有限。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乡村语言景观与区域经济结构、对外交往需求之间的密切关联。
表1. 广东省代表乡村语言景观概况
标牌语言使用 |
标牌数量/块 |
占比/% |
汉语(含汉语拼音) |
915 |
91.7 |
汉外双语(多语) |
83 |
8.3 |
合计 |
998 |
100 |
总体而言，汉语在广东乡村语言景观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其高频可视化既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要求，也与乡村居民的语言能力结构和日常交际需求高度契合。
4.2. 乡村双语标牌上的优势语言
在998块调查样本中，双语标牌虽然数量有限，但其语言组合类型和语码排列方式仍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为进一步分析双语标牌中不同语码的地位关系，本段对双语标牌涉及的语种类型及其优势语言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如表2，在全部调查样本中，“汉语+英语”双语标牌共78块，占总样本的7.8%；“汉语 + 英语 + 其他语种(韩语、法语、日语等)”标牌5块，占比为0.5%。上述双语与多语标牌中，汉语的出现比例均为100%。
表2. 双语标牌语种类型及优势语言分布表
标牌语言使用 |
总数/块 |
占比/% |
语码取向 |
汉语/% |
英语/% |
其他语种/% |
汉语 + 英语 |
78 |
7.8 |
100 |
|
|
汉语 + 英语 + 其他语种(韩语、法语、日语等) |
5 |
0.5 |
100 |
|
|
调查结果显示，广东三村双语标牌所涉及的外语语种以英语为主，其他外语语种与汉语并置的情况很少，常见的为日语、韩语和法语。这表明，在当前乡村语言景观实践中，英语仍是最主要、也是几乎唯一被选择的外语资源，其使用功能主要集中在旅游指引、公共空间标识及部分商业招牌中，而其他外语语种仅以极少量、多语并置的形式出现，未形成稳定或常态化使用格局。
在语码取向方面，研究发现所有双语标牌均以汉语作为优势语言。具体表现为：汉字通常占据标牌的中心或上方位置，字号更大、色彩更醒目，而英语多以辅助性信息出现，字体相对较小，位置多处于下方或边缘区域。按照语言景观研究中对“优势语言”的界定标准，这种在空间布局、视觉显著性和信息完整性上的差异，清晰地表明汉语在双语标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就语码取向统计结果而言，全部78块汉英双语标牌及5块多语标牌中，汉语均被判定为优势语码，未发现以外语作为优势语码的个案。这一结果说明，尽管部分乡村开始尝试引入外语元素以满足旅游或对外展示需求，但外语更多承担的是补充性和象征性功能，而非主要信息载体。汉语在乡村语言景观中的核心地位并未因双语标牌的出现而受到实质性削弱，这一特点与国家语言政策导向及乡村实际语言生态保持一致。
从整体规模来看，双语与多语标牌合计83块，占全部调查样本的8.3%，其数量虽高于个别乡村研究中的统计结果，但仍不足以改变乡村语言景观以汉语单语为主体的基本格局。
4.3. 乡村双语标牌上的文本互译情况
双语标牌中不同语码之间的信息对应方式，是语言景观研究的重要分析维度。为考察广东乡村双语标牌中汉语与英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本文借鉴Reh (2004)关于多语言文本排列的分析框架，并结合Backhaus (2006)对文本互译类型的细化分类，对双语标牌的文本互译情况进行了系统统计。
根据标牌中两种语言之间是否构成有效对应关系，本文将双语标牌的文本互译情况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为完全对应型，即两种语言在语义上基本等同，能够实现完整的信息互译；第二类为部分对应型，即外语仅对汉语信息进行概括性或选择性呈现，存在内容省略或表达不完整的情况；第三类为非对应型，即两种语言在同一标牌上分别表达不同信息，彼此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翻译关系。
统计结果表明，广东三村双语标牌中，以部分对应型文本互译最为常见，占据绝大多数比例(如图1所示)。这类标牌通常以汉语提供完整信息，而英语仅呈现关键词或功能性提示，对阅读者的外语能力要求较低。完全对应型标牌数量相对较少，多出现在旅游导览牌或较为规范的公共标识中(如图2所示)，其汉英信息在语义上具有较高一致性。非对应型标牌数量最少(如图3所示)，主要集中在个别商业招牌或装饰性标识中。
从整体分布来看，广东乡村双语标牌的文本互译方式体现出明显的“汉语优先”取向。标牌设立者在设计双语信息时，普遍考虑到乡村公共空间中受众外语能力有限的现实情况，通过保留完整汉语信息，确保标牌的基本
图1. 石溪村药店标牌
图2. 崖口村中国南方电网标牌
图3. 石溪村咖啡甜品店招牌
可读性和功能性，而外语更多发挥辅助说明或形象展示作用。这种互译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理解门槛，也反映了乡村语言景观在功能实用性与象征表达之间的权衡。
4.4. 乡村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语言景观概况
从标牌设立主体及其功能属性出发，乡村语言景观可总体划分为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两大类型：前者主要由政府部门及相关公共管理机构设立，内容涵盖道路指示、安全警示、政策宣传和公共服务信息，集中体现制度性话语与基层治理意图；后者则多由企业、个体经营者或村民自行设置，如商铺招牌、广告海报、住宅门牌和民间信息牌等，主要反映市场活动与日常生活需求。结合乡村治理的现实情况，本研究将虽不具行政属性但在基层治理中承担重要职能的村民委员会所设立的宣传牌和信息公示牌统一纳入官方标牌范畴，而银行、电信、邮政、学校、卫生室及各类企业和个体经营主体设立的标牌则归为私人标牌。依据上述分类标准，对石溪村、崖口村和中塘村的调查样本进行统计后发现，三地乡村语言景观在类型分布上呈现出相对清晰的结构特征，其中官方标牌共560块，私人标牌438块。
4.4.1. 乡村官方标牌语言景观
第一，从语码选择与组合来看，广东三村的乡村官方标牌在语言使用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结构特征，即以汉语单语为主、汉英双语或多语为辅。统计结果显示，在全部560块官方标牌中，汉语单语标牌共513块，占比91.61%；汉英(含多语)标牌47块，占比8.39%。双语或多语标牌主要集中于旅游导览、公共文化展示及形象宣传类标牌，而道路指示、警示标牌、机关门牌及信息公示牌几乎全部采用汉语单语形式。这一分布表明，官方语言景观在语码配置上具有明显的功能敏感性，但并未改变汉语作为制度性话语核心载体的主导地位(见表3)。
表3. 双语广东省代表性乡村官方标牌语言景观分类和数量(单位：块)
语言类别 |
单位门牌与
建筑牌等 |
信息
公示牌 |
宣传牌 |
指示牌与警示牌 |
合计 |
占比 |
汉语单语 |
100 |
114 |
162 |
137 |
513 |
91.61% |
汉英(外)双语/多语 |
2 |
5 |
11 |
29 |
47 |
8.39% |
合计 |
102 |
119 |
173 |
166 |
560 |
100% |
第二，从不同功能类型的官方标牌内部结构看，各类别在语码选择上呈现出清晰的层级差异。单位门牌与建筑类标牌中，汉语单语标牌占绝对多数，双语标牌仅占极小比例；信息公示牌与宣传牌以汉语单语为主，辅以少量双语形式；而在指示牌与警示牌中，双语标牌比例相对较高，主要服务于乡村旅游导向和公共空间识别需求。总体而言，官方标牌在不同功能领域中形成了“治理核心领域高度单语化、形象与导览领域适度双语化”的稳定格局，体现出官方话语在乡村公共空间中的审慎表达策略。
第三，从语言景观功能分布看，官方标牌主要集中于政策宣传、公共管理和秩序维护领域。其中，宣传类标牌数量最多(图4、图5)，通常以宣传栏、文化墙或主题展板的形式分布于村庄入口、文化广场和主干道路沿线，具有较强的视觉显著性和空间覆盖度。其内容涵盖乡村振兴政策、文明乡风建设、村规民约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高频、重复的语言呈现方式，将国家政策话语和主流价值理念嵌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指示与警示类标牌
图4. 开平市石溪村市民公约
图5. 赤坎镇石溪村宣传
则主要服务于交通引导与安全管理，语言简明直接，强调规范性和指令性；信息公示与机关门牌类标牌虽数量相对较少，但在基层治理透明化和公共事务规范运行中发挥着基础性制度功能。
第四，从语码取向、字刻形式与空间置放来看，官方标牌整体呈现出高度规范化与制度化特征。在双语标牌中，汉语在文字顺序、空间位置、字号大小和视觉显著性方面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外语多作为补充说明或象征性元素存在，难以承担与汉语同等的信息功能。在字刻与材质方面，官方标牌普遍采用标准印刷体和简体汉字，色彩对比鲜明，材质耐久，强化了信息传递的清晰性与制度权威感(图6)。在空间置放上，官方标牌以功能匹配的场景化布局为主，同时部分政策宣传标牌呈现去语境化特征，通过在村庄入口和主干道路沿线的反复出现，实现价值引导与意识形态传播的持续渗透(图7)。
图6. 开平市赤坎镇宣传标语
图7. 中塘村健身中心宣传标语
4.4.2. 乡村私人标牌语言景观
与官方标牌相比，乡村私人标牌在语码选择上同样以汉语单语为主，语言形式相对灵活。统计显示，在438块私人标牌中，汉语单语标牌402块，占91.8%；汉英(含外语)双语标牌36块，占8.2%，未发现汉英外多语并置现象。双语标牌主要集中于商铺招牌和部分宣传海报中，外语多作为品牌标识或视觉装饰出现，并未形成稳定的多语结构。从不同功能类型看，商铺招牌是双语现象最集中的类别，其余类型双语比例较低，表明私人标牌的语码配置与其商业属性和传播目的密切相关(见表4)。
表4. 广东省乡村语言景观私人标牌语言景观分类和数量(单位：块)
语言类别 |
商铺招牌 |
服务机构与村民住宅门牌 |
民间信息与指示牌 |
海报
宣传牌 |
合计 |
占比 |
汉语单语 |
325 |
28 |
12 |
37 |
402 |
91.8% |
汉英(外)双语 |
24 |
3 |
4 |
5 |
36 |
8.2% |
汉英外多语 |
0 |
0 |
0 |
0 |
0 |
0 |
合计 |
349 |
31 |
16 |
42 |
438 |
100% |
从功能结构看，私人标牌主要服务于商业经营和日常生活信息传递，呈现出明显的实用性与生活化特征。其中，商铺招牌和宣传海报数量最多，广泛分布于村庄主干道、居住集中区和公共活动空间，涵盖餐饮、零售、维修、物流、农资、医疗等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是村民日常接触频率最高的语言景观形式(图8)。服务机构与住宅门牌则承担身份标识与空间指引功能，在维系乡村空间秩序和日常交往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民间信息与指示牌数量虽少，但在非正式信息传播和个体需求表达方面具有补充意义。整体而言，私人语言景观构成了乡村公共空间中最贴近日常生活的一层语言实践。
在字刻与置放方面，私人标牌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字体、色彩和材料选择差异较大，从简易纸质海报、手写标牌到制作精良的灯箱、金属招牌并存，反映出经营规模、经济投入和审美取向的差异。部分标牌存在信息叠加、临时修改等现象，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但也可能导致视觉杂乱(图9)。在空间置放上，大多数私人标牌遵循功能匹配的场景化原则，但亦存在少量越轨式置放，如随意张贴小广告，对乡村整体景观秩序和空间治理形成一定挑战(图10，图11)。
图8. 石溪村商业街招牌
图9. 石溪村商业街招牌
图10. 石溪村手写招牌越轨式置放
图11. 中塘村手写出租信息
4.4.3. 对比特征
综合分析表明，广东三个样本村庄中，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在语言选择、功能定位与空间呈现上呈现出“共性与差异并存”的结构特征，这是制度力量与日常实践共同作用下乡村语言景观的典型形态。在语码层面，两类标牌均以汉语为核心语码，双语标牌比例整体偏低，外语几乎限于英语，体现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在乡村公共空间中的稳定落实，也与乡村居民的实际语言能力结构高度契合。
在表现差异上，官方标牌更强调规范性、稳定性与制度象征，其语言选择克制、功能指向明确，主要服务于公共治理、政策传播与秩序维护，成为国家治理理念在乡村空间中的“可视化载体”，但也存在公共标识缺乏系统规划的问题；私人标牌则在功能和形式上更为多元灵活，既满足商业经营和生活信息传递需求，也承载个体审美与市场逻辑，但相对更易出现规范不足或越轨置放现象，且发现语言使用存在错别字、混用拼音或生硬翻译等现象，甚至出现低俗化表达，影响了乡村文明形象与对外传播效果。尽管如此，在双语使用情境中，两类标牌均呈现出一致的“汉语优先”语码取向，外语多为补充性或象征性元素，未对核心信息承载构成挑战。总体而言，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共同构成了乡村语言景观中“制度话语”与“生活话语”在同一空间中的共存、博弈与协商。
调研发现，在部分村落中，私人标牌通过借用“文明”“示范”“幸福”等官方高频词汇，主动靠拢主流价值叙事，形成对官方话语的模仿与强化；但在另一些情境中，商业广告中夸张、娱乐化的表达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政策语言的严肃性，造成话语重心的转移；亦存在政策口号与村民实际生活需求脱节的情况，形成视觉上的话语错位。这种多重互动表明，乡村振兴并非仅依赖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完成，而是在官方与民间语言的并置与交织中被不断“日常化”“可视化”，通过公共空间中的语言实践逐步建构起一种关于“新农村”的集体想象。
5. 评估体系构建
在充分吸收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精神与乡村振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广东乡村语言景观评估体系的构建应坚持价值导向、语言规范、服务功能与文化融合并重的原则，以推动乡村公共语言环境的规范化、文明化与多样化发展。
首先，在价值取向上，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内核，将其作为乡村语言景观内容设置与空间布局的重要导向。语言景观不仅是信息载体，更是价值传播与认同建构的视觉符号系统，通过村规民约、文化墙标语、主题宣传语等形式，将主流价值理念融入村民日常生活场景，发挥长期、潜在的社会教育功能。评估过程中，应关注语言景观是否“看得见、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确保其在公共空间中真正发挥导向与育人作用。
其次，在语言使用层面，应坚持语言文明与表达规范原则。乡村语言景观的文字内容应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做到用词准确、语义清晰、风格文明，避免错别字、歧义表达和低俗用语，防止“语言污染”破坏公共空间秩序。同时，语言表达应注重逻辑性与可读性，通过简明友好、积极向上的语言形式提升公众接受度。在实践中，可通过建立专家审校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机制，对公共标语、导向标识和宣传内容进行规范把关，使语言景观在体现权威性的同时兼具亲和力与审美性。
第三，在多语使用与对外传播方面，应遵循翻译合理原则。在旅游资源丰富或对外交往频繁的乡村地区，外语标识的设置应以服务功能为导向，采用规范、准确、文化得体的翻译方式，避免直译、生硬翻译或“机翻痕迹”。评估中应重点考察外语表达是否符合目标语的语言习惯与文化语境，并通过“语言专家 + 本地文化顾问”的双重审校机制，保障多语标识在信息传达与文化传播层面的有效性。同时，在视觉呈现上应突出中文主体、外文辅助，体现语码层级的合理配置。
第四，在功能定位上，乡村语言景观应坚持服务导向原则，突出公共服务属性。语言景观不仅承担装饰与展示功能，更应服务于乡村治理与村民生活实践，包括交通指引、政务公开、公共安全提示、文明倡议与文化宣传等内容。评估时应关注语言景观的可视性、可读性与实用性，特别是在老龄化程度较高或人口流动频繁的村庄，通过优化字号、版式与图文结合方式，提高信息触达效率。同时，应鼓励村民参与语言内容的共建共治，并探索二维码等数字技术的嵌入，推动语言景观向“可用、可感、可互动”转变。
第五，在文化表达与空间形态上，应坚持融合发展原则，突出地方特色与生态协调。广东乡村语言景观应充分挖掘粤语、客家话及非遗文化等本土资源，通过普通话与方言并置、文化叙事性文本展示等方式，增强地域文化识别度与认同感。同时，语言景观设计应与自然环境和建筑风貌相协调，避免“城市化模板”复制，注重材料、字体与空间语境的整体融合，使语言景观成为“可阅读的乡土文化空间”。
在上述原则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涵盖语言表达得体性、文化传承与对外传播能力、服务功能与实用性、地方特色与乡风文明引导、思想文化高度以及政治经济与治理价值等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并可通过层次分析法(AHP)等工具设定指标权重，重点突出语言规范性与价值导向性。评估机制强调多主体参与，吸纳专家、基层干部与村民代表共同参与评分，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实施分类指导与动态调整。
总体而言，构建科学、系统的广东乡村语言景观评估体系，有助于推动语言景观从“被动装饰”向“主动治理工具”转变，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公共文化建设、基层治理现代化与区域文化软实力提升提供可操作的制度支撑，也为全国其他地区探索乡村语言景观治理路径提供了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范式。
6. 规范化建议
基于前文对广东乡村语言景观现状与问题的分析，推进语言景观规范化建设亟需多主体协同，从制度设计、市场行为、社区参与和多语传播等维度形成系统化治理路径。语言景观并非单一的视觉装饰，而是制度权力、文化认同与公共沟通功能交织的综合载体，其规范化本质上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公共治理工程，需要在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实现有效衔接。
首先，在政府层面，应发挥制度主导与资源统筹作用。建议由语言文字管理部门牵头，结合乡村实际制定统一而具弹性的乡村语言景观规范指引，对语码选择、语言顺序、字体字号、色彩搭配及外语翻译等作出基本要求，并通过分级分类实施避免简单模板化。同时，应依托基层治理体系建立常态化巡查与反馈机制，将语言景观治理纳入日常管理流程，并通过专项经费、示范奖补和评优机制，引导基层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优化。此外，还需通过培训与宣传提升基层干部和设计主体的语言规范意识与跨文化表达能力，形成稳定的专业支持体系。
其次，在企业层面，应强化品牌意识与语言自律。作为乡村语言景观中最具活跃度的主体，商户与涉外服务企业的语言实践直接影响公共空间的整体语言秩序。应引导企业在招牌、广告与宣传用语中遵循国家语言文字规范，避免错别字、低俗化与过度夸张表达，并通过示范评选、文明商户创建等方式形成正向激励。同时，在旅游与涉外服务场景中，应加强外语标识的专业指导与翻译审核，推动建立区域性标准表达示范库，减少重复性错误，提升对外传播的整体形象。
再次，在个人与社区层面，应推动村民共治与文化参与。语言景观的长期有效性依赖于村民的认同与参与，应通过村民议事、民主评议等方式，将语言景观设计与内容选择纳入集体协商过程，使村民从“使用者”转变为“共建者”。同时，可引入高校学生与社会志愿者参与语言景观优化与设计实践，缓解基层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并通过评选机制与荣誉激励，营造“规范用语受尊重、文明表达有价值”的社区氛围。
最后，在多语传播层面，应系统提升外语翻译质量。针对乡村外语语言景观中普遍存在的译文不准与语用失当问题，建议建设标准化翻译资源库，覆盖高频使用场景，并推广“意义优先、文化适配”的翻译理念。同时，合理引入人工智能翻译与辅助设计工具，在坚持人工复核的前提下，提高多语标识的生成效率与一致性，推动技术赋能乡村公共语言服务。
总体而言，广东乡村语言景观规范化建设应坚持政策引导、技术赋能与社会协同并行，通过多主体共建机制，推动语言景观由零散应付型向系统规划型转变。规范化不仅是形式层面的修正，更是公共服务能力、文化认同与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集中体现。通过持续推进语言景观治理创新，广东经验有望为全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语言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
7. 结论
本研究以广东省石溪村、崖口村和中塘村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从语言景观结构与功能的维度，对广东乡村语言景观进行了系统评估。本研究共调查广东三处乡村语言标牌998块，整体呈现明显的汉语主导格局。其中汉语单语标牌915块，占91.7%；包含外语的双语或多语标牌83块，占8.3%。在双语标牌中，“汉语 + 英语”组合占绝对多数，共78块(7.8%)，而多语标牌仅5块(0.5%)。从标牌主体来看，官方标牌560块，私人标牌438块，两类标牌在语码选择上均以汉语为主。总体而言，广东乡村语言景观表现为单语占主体、双语有限补充、英语为主要外语资源的基本结构，反映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与乡村实际交际需求的共同作用。
研究表明，语言景观已成为乡村治理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更在价值引导、文化认同与公共空间塑造中发挥着“可视化治理工具”的作用。在部分经济条件较好、治理能力较强的村落，语言景观在提升乡村文明形象和公共空间品质方面已显现出积极成效。
比较分析发现，广东乡村语言景观并非简单的“规范vs非规范”二分，而是一种在国家治理话语与日常生活实践之间持续协商的视觉话语场，其本质是对“新农村”形象的集体想象建构过程。不同村庄语言景观的规范化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文化资源禀赋及治理能力密切相关，为观察基层语言治理提供了重要窗口。旅游型村落如崖口村在语言规范、审美设计与多语服务意识方面表现相对突出，而部分普通村庄如中塘村仍存在错别字、翻译失范和形式随意等问题，反映出语言景观建设的不平衡。整体来看，普通话在乡村语言景观中占据主导地位，外语与方言的呈现较为有限，且多语并存尚未形成系统化、多层次的协同格局，亟需制度引导与专业支持。
从功能层面看，本研究通过乡村案例补充了语言景观研究中过度城市中心化的视角，表明在乡村语境中，权力并非通过语言竞争显性呈现，而更多体现为制度话语的日常化渗透与象征性再现。调查表明当前乡村语言景观在公共服务与文化表达方面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村民参与度与互动性普遍不足。国家语言政策在官方标牌中落实较为稳定，但对非官方语言景观的规范与引导仍显薄弱，影响了乡村整体形象与对外传播效果。
针对“标准不足、机制薄弱、参与有限与质量不高”等问题，研究提出从制度建设、多主体协同、多语服务与技术赋能等方面推进语言景观规范化，构建可持续、可复制的治理路径。通过完善规范指引、提升翻译质量、强化社区参与和引入数字技术，语言景观有望由静态展示转向动态服务，进一步服务于乡村振兴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区域覆盖与方法深度上仍存在一定局限，未来可结合更多区域类型与质性研究方法，并引入智能化技术手段，深化对语言景观使用机制与空间演变的理解。总体而言，乡村语言景观不仅是公共空间中的文字呈现，更是治理能力、文化认同与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
基金项目
本文成果感谢广东省哲社科2023年度青年项目(课题编号：GD23YWY12)；202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24YJCZH095)。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乡村振兴战略下广东乡村语言景观评估与规范化研究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语言景观已成为乡村治理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本文以广东省石溪村、崖口村和中塘村为案例，基于实地影像采集对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乡村语言景观的类型结构、语码选择与规范化水平。研究发现，广东乡村语言景观整体以汉语为主，官方标牌规范性较高，而私人标牌在语言准确性、翻译质量与空间秩序方面问题较为突出；不同村庄之间的差异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治理能力密切相关。多语标识尚未形成有效协同，语言景观的公共服务与文化功能有待提升。本文据此提出制度引导、多主体协同与技术赋能相结合的规范化路径，为乡村语言治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景观，语言规范化，广东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