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景观”概念由Landry与Bourhis于1997年正式提出，用以指涉公共空间中各类标牌所呈现的语言使用状况，被视为区域语言生态的直观反映[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语言景观研究逐渐从早期对语言分布的描述，拓展至对多语现象[2]、英语全球化[3]以及语言背后身份认同、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探讨[4]-[6]。与此同时，学界还从商品属性[7]、文化传承[8]及语言教育功能[9]等角度，揭示了语言景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多重功能。

受商业招牌和公共标识数量优势影响，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空间[10][11]。近年来，研究对象逐步扩展至多模态和非典型语言景观，如语音播报、传单、菜单、电子屏、车身广告及网络语言等[12]，公共空间范围和研究材料显著拓宽。在理论与方法层面，学者从社会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和民族志等多学科视角出发，形成了地理符号学、语言选择理论、社会空间理论等多种分析框架[13]-[15]。研究方法上，以影像采集和定量统计为主，辅以访谈、问卷与话语分析，强调语言景观与社会、文化及政治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16]。

相较城市研究，乡村语言景观近年来逐渐受到国际学界关注。Pietikäinen等通过跨文化研究揭示多语标牌在乡村认同建构中的作用[17]，Blommaert提出的农村社会政治空间理论为理解语言景观中的权力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18]。此后，多模态符号生态分析与“符号–权力–情境”分析范式不断丰富乡村语言景观的理论内涵。

在中国语境中，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乡村逐渐成为新的语言景观研究场域[19][20]。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多语言与多方言接触问题，普遍呈现“普通话推进、方言弱化”的趋势，语言景观成为民族文化与地方认同的重要载体[21][22]；二是规范化不足与文化表达弱化问题，研究普遍指出乡村公共标识存在用语不规范、翻译错误、设计单一等现象，制约文明乡风与文化传播[23][24]；三是语言景观在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治理中的综合功能，相关研究证实其在产业升级、政策传播和社区凝聚中的积极作用[25][26]。

从区域研究看，现有成果多集中于中西部和民族地区，广东等侨乡、多方言区域研究明显不足。在治理路径上，学界逐渐形成“制度规范–技术赋能–社区参与”的综合框架[27][28]，但在方言保护、数字化应用与智慧乡村建设的结合方面仍显薄弱。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为乡村语言景观的社会功能与治理价值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但在区域覆盖、评估体系构建及规范化机制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这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系统开展广东乡村语言景观评估与规范化研究提供了现实空间与学术切入点。

本次调查共获取有效乡村语言标牌998块。依据标牌上不同语码的组合方式，对样本中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分类统计。参照语言景观研究中的常用做法，并结合广东乡村语言环境的实际情况，本文将调查所得标牌划分为两类：一类为汉语单语标牌(包含汉语拼音形式)，另一类为“汉语 + 外语(其他语种)”双语标牌，并分别统计其数量及所占比例。

统计结果显示，如表1，在三村998块语言标牌中，汉语单语标牌数量占据明显优势，占绝大多数比例，为91.7%；“汉语+外语”双语标牌数量相对较少，仅占总体的一小部分8.3%。所有调查样本中，汉语均有出现，未发现完全以外语作为唯一语码的单语标牌，仅在崖口村发现少量三种及以上语码并置的多语(中英韩法)标牌。这一分布特征表明，广东乡村语言景观整体呈现出以汉语为核心的显著单语倾向。这种主导地位，不仅体现语言能力结构，更反映了国家语言政策通过公共空间实现的象征性权力再生产。

从区域分布来看，经济条件和旅游开发程度较高的崖口村，双语标牌数量明显多于石溪村与中塘村，主要集中在旅游导览、公共服务和商业招牌等场景；而中塘村的语言标牌则以汉语单语形式为主，外语使用极为有限。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乡村语言景观与区域经济结构、对外交往需求之间的密切关联。

表1. 广东省代表乡村语言景观概况

总体而言，汉语在广东乡村语言景观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其高频可视化既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要求，也与乡村居民的语言能力结构和日常交际需求高度契合。

在998块调查样本中，双语标牌虽然数量有限，但其语言组合类型和语码排列方式仍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为进一步分析双语标牌中不同语码的地位关系，本段对双语标牌涉及的语种类型及其优势语言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如表2，在全部调查样本中，“汉语+英语”双语标牌共78块，占总样本的7.8%；“汉语 + 英语 + 其他语种(韩语、法语、日语等)”标牌5块，占比为0.5%。上述双语与多语标牌中，汉语的出现比例均为100%。

表2. 双语标牌语种类型及优势语言分布表

调查结果显示，广东三村双语标牌所涉及的外语语种以英语为主，其他外语语种与汉语并置的情况很少，常见的为日语、韩语和法语。这表明，在当前乡村语言景观实践中，英语仍是最主要、也是几乎唯一被选择的外语资源，其使用功能主要集中在旅游指引、公共空间标识及部分商业招牌中，而其他外语语种仅以极少量、多语并置的形式出现，未形成稳定或常态化使用格局。

在语码取向方面，研究发现所有双语标牌均以汉语作为优势语言。具体表现为：汉字通常占据标牌的中心或上方位置，字号更大、色彩更醒目，而英语多以辅助性信息出现，字体相对较小，位置多处于下方或边缘区域。按照语言景观研究中对“优势语言”的界定标准，这种在空间布局、视觉显著性和信息完整性上的差异，清晰地表明汉语在双语标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就语码取向统计结果而言，全部78块汉英双语标牌及5块多语标牌中，汉语均被判定为优势语码，未发现以外语作为优势语码的个案。这一结果说明，尽管部分乡村开始尝试引入外语元素以满足旅游或对外展示需求，但外语更多承担的是补充性和象征性功能，而非主要信息载体。汉语在乡村语言景观中的核心地位并未因双语标牌的出现而受到实质性削弱，这一特点与国家语言政策导向及乡村实际语言生态保持一致。

从整体规模来看，双语与多语标牌合计83块，占全部调查样本的8.3%，其数量虽高于个别乡村研究中的统计结果，但仍不足以改变乡村语言景观以汉语单语为主体的基本格局。

双语标牌中不同语码之间的信息对应方式，是语言景观研究的重要分析维度。为考察广东乡村双语标牌中汉语与英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本文借鉴Reh (2004)关于多语言文本排列的分析框架，并结合Backhaus (2006)对文本互译类型的细化分类，对双语标牌的文本互译情况进行了系统统计。

根据标牌中两种语言之间是否构成有效对应关系，本文将双语标牌的文本互译情况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为完全对应型，即两种语言在语义上基本等同，能够实现完整的信息互译；第二类为部分对应型，即外语仅对汉语信息进行概括性或选择性呈现，存在内容省略或表达不完整的情况；第三类为非对应型，即两种语言在同一标牌上分别表达不同信息，彼此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翻译关系。

统计结果表明，广东三村双语标牌中，以部分对应型文本互译最为常见，占据绝大多数比例(如图1所示)。这类标牌通常以汉语提供完整信息，而英语仅呈现关键词或功能性提示，对阅读者的外语能力要求较低。完全对应型标牌数量相对较少，多出现在旅游导览牌或较为规范的公共标识中(如图2所示)，其汉英信息在语义上具有较高一致性。非对应型标牌数量最少(如图3所示)，主要集中在个别商业招牌或装饰性标识中。

从整体分布来看，广东乡村双语标牌的文本互译方式体现出明显的“汉语优先”取向。标牌设立者在设计双语信息时，普遍考虑到乡村公共空间中受众外语能力有限的现实情况，通过保留完整汉语信息，确保标牌的基本

图1. 石溪村药店标牌

图2. 崖口村中国南方电网标牌

图3. 石溪村咖啡甜品店招牌

可读性和功能性，而外语更多发挥辅助说明或形象展示作用。这种互译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理解门槛，也反映了乡村语言景观在功能实用性与象征表达之间的权衡。

从标牌设立主体及其功能属性出发，乡村语言景观可总体划分为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两大类型：前者主要由政府部门及相关公共管理机构设立，内容涵盖道路指示、安全警示、政策宣传和公共服务信息，集中体现制度性话语与基层治理意图；后者则多由企业、个体经营者或村民自行设置，如商铺招牌、广告海报、住宅门牌和民间信息牌等，主要反映市场活动与日常生活需求。结合乡村治理的现实情况，本研究将虽不具行政属性但在基层治理中承担重要职能的村民委员会所设立的宣传牌和信息公示牌统一纳入官方标牌范畴，而银行、电信、邮政、学校、卫生室及各类企业和个体经营主体设立的标牌则归为私人标牌。依据上述分类标准，对石溪村、崖口村和中塘村的调查样本进行统计后发现，三地乡村语言景观在类型分布上呈现出相对清晰的结构特征，其中官方标牌共560块，私人标牌438块。

4.4.1. 乡村官方标牌语言景观

第一，从语码选择与组合来看，广东三村的乡村官方标牌在语言使用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结构特征，即以汉语单语为主、汉英双语或多语为辅。统计结果显示，在全部560块官方标牌中，汉语单语标牌共513块，占比91.61%；汉英(含多语)标牌47块，占比8.39%。双语或多语标牌主要集中于旅游导览、公共文化展示及形象宣传类标牌，而道路指示、警示标牌、机关门牌及信息公示牌几乎全部采用汉语单语形式。这一分布表明，官方语言景观在语码配置上具有明显的功能敏感性，但并未改变汉语作为制度性话语核心载体的主导地位(见表3)。

表3. 双语广东省代表性乡村官方标牌语言景观分类和数量(单位：块)

第二，从不同功能类型的官方标牌内部结构看，各类别在语码选择上呈现出清晰的层级差异。单位门牌与建筑类标牌中，汉语单语标牌占绝对多数，双语标牌仅占极小比例；信息公示牌与宣传牌以汉语单语为主，辅以少量双语形式；而在指示牌与警示牌中，双语标牌比例相对较高，主要服务于乡村旅游导向和公共空间识别需求。总体而言，官方标牌在不同功能领域中形成了“治理核心领域高度单语化、形象与导览领域适度双语化”的稳定格局，体现出官方话语在乡村公共空间中的审慎表达策略。

第三，从语言景观功能分布看，官方标牌主要集中于政策宣传、公共管理和秩序维护领域。其中，宣传类标牌数量最多(图4、图5)，通常以宣传栏、文化墙或主题展板的形式分布于村庄入口、文化广场和主干道路沿线，具有较强的视觉显著性和空间覆盖度。其内容涵盖乡村振兴政策、文明乡风建设、村规民约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高频、重复的语言呈现方式，将国家政策话语和主流价值理念嵌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指示与警示类标牌

图4. 开平市石溪村市民公约

图5. 赤坎镇石溪村宣传

则主要服务于交通引导与安全管理，语言简明直接，强调规范性和指令性；信息公示与机关门牌类标牌虽数量相对较少，但在基层治理透明化和公共事务规范运行中发挥着基础性制度功能。

第四，从语码取向、字刻形式与空间置放来看，官方标牌整体呈现出高度规范化与制度化特征。在双语标牌中，汉语在文字顺序、空间位置、字号大小和视觉显著性方面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外语多作为补充说明或象征性元素存在，难以承担与汉语同等的信息功能。在字刻与材质方面，官方标牌普遍采用标准印刷体和简体汉字，色彩对比鲜明，材质耐久，强化了信息传递的清晰性与制度权威感(图6)。在空间置放上，官方标牌以功能匹配的场景化布局为主，同时部分政策宣传标牌呈现去语境化特征，通过在村庄入口和主干道路沿线的反复出现，实现价值引导与意识形态传播的持续渗透(图7)。

图6. 开平市赤坎镇宣传标语

图7. 中塘村健身中心宣传标语

4.4.2. 乡村私人标牌语言景观

与官方标牌相比，乡村私人标牌在语码选择上同样以汉语单语为主，语言形式相对灵活。统计显示，在438块私人标牌中，汉语单语标牌402块，占91.8%；汉英(含外语)双语标牌36块，占8.2%，未发现汉英外多语并置现象。双语标牌主要集中于商铺招牌和部分宣传海报中，外语多作为品牌标识或视觉装饰出现，并未形成稳定的多语结构。从不同功能类型看，商铺招牌是双语现象最集中的类别，其余类型双语比例较低，表明私人标牌的语码配置与其商业属性和传播目的密切相关(见表4)。

表4. 广东省乡村语言景观私人标牌语言景观分类和数量(单位：块)

从功能结构看，私人标牌主要服务于商业经营和日常生活信息传递，呈现出明显的实用性与生活化特征。其中，商铺招牌和宣传海报数量最多，广泛分布于村庄主干道、居住集中区和公共活动空间，涵盖餐饮、零售、维修、物流、农资、医疗等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是村民日常接触频率最高的语言景观形式(图8)。服务机构与住宅门牌则承担身份标识与空间指引功能，在维系乡村空间秩序和日常交往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民间信息与指示牌数量虽少，但在非正式信息传播和个体需求表达方面具有补充意义。整体而言，私人语言景观构成了乡村公共空间中最贴近日常生活的一层语言实践。

在字刻与置放方面，私人标牌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字体、色彩和材料选择差异较大，从简易纸质海报、手写标牌到制作精良的灯箱、金属招牌并存，反映出经营规模、经济投入和审美取向的差异。部分标牌存在信息叠加、临时修改等现象，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但也可能导致视觉杂乱(图9)。在空间置放上，大多数私人标牌遵循功能匹配的场景化原则，但亦存在少量越轨式置放，如随意张贴小广告，对乡村整体景观秩序和空间治理形成一定挑战(图10，图11)。

图8. 石溪村商业街招牌

图9. 石溪村商业街招牌

图10.石溪村手写招牌越轨式置放

图11. 中塘村手写出租信息

4.4.3. 对比特征

综合分析表明，广东三个样本村庄中，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在语言选择、功能定位与空间呈现上呈现出“共性与差异并存”的结构特征，这是制度力量与日常实践共同作用下乡村语言景观的典型形态。在语码层面，两类标牌均以汉语为核心语码，双语标牌比例整体偏低，外语几乎限于英语，体现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在乡村公共空间中的稳定落实，也与乡村居民的实际语言能力结构高度契合。

在表现差异上，官方标牌更强调规范性、稳定性与制度象征，其语言选择克制、功能指向明确，主要服务于公共治理、政策传播与秩序维护，成为国家治理理念在乡村空间中的“可视化载体”，但也存在公共标识缺乏系统规划的问题；私人标牌则在功能和形式上更为多元灵活，既满足商业经营和生活信息传递需求，也承载个体审美与市场逻辑，但相对更易出现规范不足或越轨置放现象，且发现语言使用存在错别字、混用拼音或生硬翻译等现象，甚至出现低俗化表达，影响了乡村文明形象与对外传播效果。尽管如此，在双语使用情境中，两类标牌均呈现出一致的“汉语优先”语码取向，外语多为补充性或象征性元素，未对核心信息承载构成挑战。总体而言，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共同构成了乡村语言景观中“制度话语”与“生活话语”在同一空间中的共存、博弈与协商。

调研发现，在部分村落中，私人标牌通过借用“文明”“示范”“幸福”等官方高频词汇，主动靠拢主流价值叙事，形成对官方话语的模仿与强化；但在另一些情境中，商业广告中夸张、娱乐化的表达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政策语言的严肃性，造成话语重心的转移；亦存在政策口号与村民实际生活需求脱节的情况，形成视觉上的话语错位。这种多重互动表明，乡村振兴并非仅依赖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完成，而是在官方与民间语言的并置与交织中被不断“日常化”“可视化”，通过公共空间中的语言实践逐步建构起一种关于“新农村”的集体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