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际文化交流圈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让“中国文学走出去”一下子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如今全球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既能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也能让不同文化更好地交流互动。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方言翻译成了中国文学向国外传播的一大阻碍，这使中国文学难以在国外深入传播、广泛接受。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中国语境下的方言作为地方语言与标准语共存，包含完整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它是地方文化的独特体现，里面藏着丰富的历史、民俗和价值观念，用其与当地生活紧密相关的语言表达体现着方言独特的韵味，是中国文学里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语言文化差异较大，方言翻译存在很多困难，很难在其他语言里精准表达出它独特的意义和内涵。
《红高粱家族》作为莫言的代表作之一，蕴含着丰富的高密东北地方方言，这些方言都生动鲜活地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为作品增加了浓郁的地方色彩。葛浩文的译本在西方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他为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学界对于作品中方言的处理方式仍存在一些的争议，这种分歧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葛浩文在翻译方言时的策略选择及其效果。
本文聚焦于葛浩文在翻译《红高粱家族》时对高密方言的翻译方式，围绕“译什么”“怎么译”“译得如何”三个核心问题，将从词汇、惯用语、句法、文化意象四个层面，尝试梳理葛浩文的翻译策略。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方言英译研究脉络
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国内方言英译研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独特的分支。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各层面都存在差异，各自的文学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方言翻译面临着众多挑战。学者们围绕方言英译展开了探索，试图找到一些更合适的翻译策略，以更好处理在方言翻译过程中所面临到的难题，推动方言翻译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国内对于方言英译的处理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以韩子满(2002)为代表的学者主张“直译法”，他们认为直译法就是用通俗的译入语将原文中的方言进行字面上对应的翻译，就英语文学的汉译而言，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和文化背景等因素，使用汉语通俗表达法和加注，是比较现实且能有效传达原文意思的办法，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语义信息[1]。而以钱静一(2011)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对译法”，该方法是指用译入语中的方言来翻译原文中方言成分，他们觉得文学作品中英语方言的字面意义及会话含义可以通过一定的汉语方言传达出来，因为不同语言的方言在表达情感、塑造人物等方面有着相似的功能，所以方言之间的对译在文学翻译时是一种可行且具有一定优势的选择[2]。
此外，张玉清(2013)通过大量实际案例分析指出方言对译存在不足，由于不同语言方言背后的文化背景差异巨大，仅仅依靠对译的方法往往难以完整传达出原文的内涵，因此强调在翻译之前要深入了解原文背景，并且适当地解释一下方言的意思，这样才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3]。江虹(2013)认为如果要准确判断方言翻译的优劣，需要将原著、译作及当地方言都相互进行细致的比较，从语意、文化、表达效果等多个方面综合进行考量，最终才能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4]。孔令丹(2015)则提出翻译要全面把握作品的主旨、语言风格、文化背景等多方面要素，并指出方言翻译中“对译法”虽有优势，但也有可能会造成理解障碍等后果，所以认为不能盲目使用[5]。黄苗、刘川鄂(2025)认为，强调方言翻译的读者意识，并非赞成以读者之名任意篡改原文的极端功能主义，乃是要杜绝对忠实原则的过度执着，允许译者在不损伤原作整体结构、思想内涵与独特风格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调整和改写，以满足译入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想象，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认知水平和文化习惯，在整体上提高译文的可读性[6]。
在国内方言英译研究领域，众多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对直译法、对译法以及其他主要的翻译方法都展开了深入且细致的探讨，分析了方言对译法的优缺点、方言分类及翻译的其他相关问题，总结了方言翻译应当要遵循的原则标准，以及从目的论出发选择适合策略。然而，目前对于何种翻译方法最为恰当，学术界仍未达成共识，直译法虽能保留一定语义但无法充分传递原文的文化氛围，对译法虽能传达文化氛围却难以全面表现方言成分的其他主要功能如信息传递和人物刻画，二者都是有优点有缺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葛浩文在《红高粱家族》英译中对于“土味”方言的翻译策略显得尤为独特且值得深入研究。他如何在众多翻译方法中抉择，怎样平衡语言准确性与文化传达性以实现“土味”方言的顺利“出海”，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红高粱家族》这一作品的海外传播效果，更对中国文学整体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2. 《红高粱家族》英译研究现状
目前，针对《红高粱家族》英译的研究已从多个视角展开。学者们关注作品中具有特定文化内涵词汇的翻译，分析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读者的理解过程。
王文强(2013)以葛浩文英译的《红高粱家族》为对象，探索其对方言词的翻译，指出译者采用“借用英语俗语，异化翻译方言词语，利用自创词，以及标准英语释义”的方法，虽很大程度上再现高密方言特点，但译文存在误译、漏译方言词问题，削弱了原文表达效果[7]。何丽、王筱依(2014)运用语言学分析方法处理葛浩文英译本《红高粱家族》的方言翻译问题，以建立山东高密方言翻译语料库为基础，从语言学维度分析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关系，通过词汇和句法分析结合文化语境因素，探讨方言翻译中存在的失准和不充分现象[8]。曾伟婷(2014)分析葛浩文《红高粱家族》译本中方言词汇的翻译策略，指出译者采用“自创英文词汇、方言对译法、转换为标准英语、语义与中文普通话基本对应、诠释方言法、还原原文语言背景”等策略，较好地再现了原文方言词汇的语言效果[9]。佘月月(2022)则认为葛浩文译本偏向求真，反映“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的翻译原则，而邓世午、于大波译本偏向务实，凸显“务实为上、务实兼顾求真”的翻译原则[10]。孙小玉(2025)认为葛浩文的翻译有明确的目的性，并遵循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向英语读者传播了中国文化，并对文学翻译实务中目的论的指导作用做了进一步验证[11]。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还是侧重单一或局部的视角，缺乏对多维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对其进行相关调整的研究。方言作为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独特文化内涵，对方言翻译的研究关系到是否能完整呈现作品的文化内涵。不同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译者如何平衡多种因素等关键问题，仍有待深入探究。
3. 葛浩文方言翻译策略分维考察
3.1. 词汇层
3.1.1. 自造词
葛浩文采用自造词策略，创造了一些英语里原本没有的词来对应原文的方言词汇。比如“fistcake”，这是他针对原文“奶奶挑着一担拤饼，王文义的妻子挑着两桶绿豆汤，匆匆地往墨水河大桥赶”中“拤饼”这个方言词创造的对应英文。“拤饼”是山东方言，指一种卷着鸡蛋、大葱等食材，长约两拃多的大饼，吃的时候要双手拤住往嘴里塞，所以叫这个名字。翻译这个有地方特色的词时，葛浩文由于考虑到英语里没有直接对应的词，为了保留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内涵，就根据“拤饼”的制作和食用特点，创造性地把它译成“fistcake”。“fist”是“拳头”的意思，“cake”是“饼”，“fistcake”字面意思是“用拳头握住的饼”，形象地传达出“拤饼”要用手拤住吃的特点，让英语读者能理解这种中国特有的食物。这就把“拤”这一动作意象与“饼”结合起来，既描绘出“拤饼”的特征，又突出了文化气息，表现了高密人民豪爽仗义的英雄形象。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形象性，能让读者通过这个新造词联想到原文描述的场景或事物。
3.1.2. 俗语借用
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运用俗语借用策略时，通过文化意象的转换实现了语义的近似传递，但也在文化细节上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错位。以下对两个例子进行更具体的对比分析：
文中，一位九十二岁的老太太在闲谈中提及戴凤莲，用“花花事儿多着咧”形容她年轻时的情感经历，葛浩文将这里的“花花事儿”译为“sow wild oats”。“花花事儿”整体意为“轻浮的、不正经的男女之事”或“风流韵事”，常带有地方社会对私生活不检点的隐性批判。而译文“sow wild oats”字面为“播种野燕麦”，英语中是固定俗语，指“年轻时放荡不羁、沉迷享乐”，通常隐含“年轻无知时的荒唐行为终会随成熟而收敛”的判断。两者均描述“非严肃的、偏离正轨的性/情感行为”。但原文“花花”通过植物的“多而杂”，而译文“wild oats”用“野燕麦”象征“无价值的放纵”，意象逻辑不同。同时，原文隐含“乡土社会对私德失范的警惕”，如家族名誉、婚姻稳定性等，而译文更侧重“个人成长阶段的普遍现象”，弱化了地方性道德批判。此外，原文“事儿”的口语化表达带有一定的调侃或轻蔑，而译文“sow”作为农业术语就没有这种语气。
3.1.3. 误译与漏译
在《红高粱》中，有这样一处原文描写：“父亲颠儿颠儿地跑过来，满脸兴奋。”此处“颠儿颠儿”是典型的北方方言词汇，通过叠词形式生动描绘出孩子轻快、活泼且急切的跑动姿态，带有一种天真烂漫、活泼好动的情感色彩。然而，葛浩文在译本中将其译为“ran over excitedly”。虽然“ran over”传达出了“跑过来”的动作，“excitedly”体现了“兴奋”的情绪，但译文完全丢失了原文中“颠儿颠儿”所蕴含的那种轻快、活泼的韵律感和画面感。“颠儿颠儿”所特有的那种孩子蹦蹦跳跳、充满活力的状态在译文中无法体现，使得译文在表现人物形象和情感上显得较为单薄，失去了原文方言词汇所赋予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原文中有这样一段对红高粱酒的描述：“这酒真是好酒，醇厚浓烈，喝上一口，浑身的血液都像被点燃了一样，那是咱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酿出来的酒啊！”这段文字不仅强调了酒的品质，更突出了“红高粱酒”与“高密东北乡”的紧密联系，承载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葛浩文在译文中对“那是咱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酿出来的酒啊”这部分进行了漏译，只保留了前面关于酒品质的描述“This wine is really good, mellow and strong. One sip of it, and your blood seems to be set ablaze.”这样的处理使得译文虽然传达了酒的基本特征，但却忽略了“红高粱酒”所蕴含的“咱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酿出来的酒”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地域情感。在原文中，“红高粱酒”是高密东北乡的象征之一，代表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豪爽、坚韧和对生活的热爱，漏译这部分内容使得译文在文化传递上出现了缺失，无法让读者充分感受到原文所营造的独特文化氛围。
3.2. 惯用语层
3.2.1. 定型性保留
以“心急喝不了热黏粥”这句话的翻译为例，葛浩文在翻译这一汉语惯用语时，采用“greedy eaters never get the hot gruel”的译法。原文“心急喝不了热黏粥”作为汉语谚语，具有典型的因果结构，“心急”与后面的“喝不了热黏粥”构成了因果关系。译文“greedy eaters never get the hot gruel”在句法上体现了这种因果关系，且通过“greedy”和“gruel”头韵与尾韵“g”的重复，构建了一种新的韵律感。但是同时，这样也失去了原句的紧凑顿挫的感觉。
原文高度依赖尾韵与叠韵的共同作用，“急”为阳平，“粥”为阴平，与韵母接近，从“i”到“ou”的开口度变化，配合“心”(xīn)与“喝”(hē)的双声，声母都是擦音，共同构成一开始急促后来绵长的听觉效果，更能体现有一种“欲速则不达”的哲理。而译文虽有“greedy...gruel”的头韵，但韵脚发生了变化，原文尾韵在结果分句“喝不了热黏粥”，译文却将重心变到“greedy eaters”，改变了谚语的语义重点的分布。
原文“热黏粥”作为具体意象，是一种黏稠、需慢食的粥品，比译文抽象的“gruel”更具生活实感，在译文中被大大简化了。此外，汉语谚语常通过从具象到抽象的跳跃，比如从“喝粥”到“待人接物”，实现“以小见大”的思维表达，而译文因韵律调整被迫牺牲了这种表达，导致这种民间智慧的传达显得有些直白，没有那种生活的味道了。
3.2.2. 民族性减弱
文中译者将“子丑寅卯”直接译为了“any trouble”。原文“子丑寅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十二地支的前四位，有计时和生肖的多种意味。例如原文“这事得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来”暗含着要“遵循自然规律”的哲理，而译文“any trouble”却将其简化为简化直白的表达。这样翻译来看，原文中“子丑寅卯”这种比较抽象的文化符号，在译文中被翻译为了没有时间指向的抽象概念。十二地支与生肖的一一对应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象征，译文彻底切断了这种关联，使读者无法通过“卯”联想至“兔”或“卯时”，体会不到每个不同的时间点要做不同的事情这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原文所隐含中国特有的“天人合一”思维，在译文中被理解为世俗化普通的“麻烦”，失去了原文的深度。
3.2.3. 口语节奏丧失
文中将“鸡走鸡道”译为“let the dogs go their way”，原文通过头韵的重复，“鸡”字的叠用构建出韵律感。这样便于记忆和人们传播，强化了“各行其道”的哲理。而译文将“鸡”换为“dogs”，导致原文“鸡”的重复出现在译文中完全消失，英语读者无法感知这种双声叠韵的美感。
类似地，文中把“吃不了兜着走”译为“take the consequences if you can't handle it”也存在节奏上的断裂。原文作为威胁性俗语，“走”(zǒu)与“兜”(dōu)在北方方言中韵母相似，可以形成双声叠韵。“吃”“兜”“走”三个动词的连用，产生一连串动作的紧迫感。而译文虽保留了因果逻辑，却完全丧失了其中方言短语的独特设计。英语中没有对应的尾韵机制，导致音韵美感流失。口语中特有的口语张力也因而失去了，“兜着走”在汉语中带有戏谑性的威胁感，而“take the consequences”就有点过于正式了。
3.3. 句法层
3.3.1. 特殊补语
文中将“奶奶说好话也听不出个好听来”译为“could not recognize the connotation”，原文通过“v.不出个好v.”的特殊补语结构，前动词“听”与后重复动词“听”形成重复强化，构建出双重否定。前“听”是客观行为，后“好听”是主观评价，二者通过“不出个”连接，形成从行为到结果的矛盾对峙，明明是“说好话”却“听不出好听”，体现了奶奶的固执态度。其中，“听”字的双声与“好”字的叠韵呼应，在口语中形成节奏感的冲击。另外，“好听”在这里指向情感的一种认同感，即“不愿接受好意”，这种语义延伸在译文中被简化为“connotation”，译为直白的“无法识别内涵”，没有了原文“恨铁不成钢”的情感。
3.3.2. 处置式
葛浩文在处理汉语中“把”字句的翻译时，虽然完成了句子里动作的基本意思翻译，但在情感方面产生了很大弱化。比如文中将“弄回他去吧”译为“take him back”，原文通过“把”字句构建出丰富的情感内涵，而译文因为英文语法限制，没有能直接对应的方式，让这些情感色彩被大大减弱了。
汉语“把”字句的核心功能在于把受事成分前置，通过“把”字标记，将动作对象从后面的信息突显为焦点，暗示说话者对动作结果的控制。如“弄回他去吧”中，“他”作为被处置的对象，被置于“把”后形成情感重点，暗示说话者对“他”回去的强烈期待，有一种急迫的感觉。“把”字句隐含了动作对受事成分的确定性影响，原文“弄回”本身包含“从他处转移至此处”的结果，而“把”字进一步强化这种结果的不可逆，类似英语中“get him back”就比“take him back”更有确定性。在方言或口语中，“把”字句常与语气词，如“吧”“了”共现，形成祈使语气的强化。原文“去吧”作为句末语气词，与“把”字句结合，构建出命令和劝慰的情感。
“take him back”作为译文，“take”仅描述动作本身，不隐含结果达成的效果，原文“弄回”的强烈预期在译文中被译为平淡的中性动作。原文“去吧”的祈使语气与“把”字句相结合，形成强制并且关切的矛盾，类似于“你必须回来，但我是为你好”的意思。而译文“take him back”为单纯祈使句，缺乏这种情感，会被读者解读为生硬的命令。可以尝试将“take”替换为“get”或“bring”，如“get him back here”或者添加情态动词或副词，如“you’d better take him back”。
3.3.3. 比较句
在翻译中，方言“起”的比较意味常因目标语缺乏对应结构而受损。以“强起你当土匪”译为“better than being a bandit”为例，原文的“起”被简化为静态的比较，讽刺劝诫的意识变为了中性陈述，韵律中的顿挫感也因音节变长而变得扁平化。类似地，“他高起你一头”被译为“he is taller than you”，这时“一头”作为量词就不再那么可视化，方言的调侃语气也因缺乏语气词而消失。
如果想要在译文中保留更多方言特色，可以通过添加评价性词汇如“fit to”“better off”，模拟“起”所包含的讽刺劝诫的意图，或者用更加具象化的表达如“by a head”“towers over”来贴近“一头”的量词。或者也可以通过添加副词或短语来强化语气，如“he's taller than you, by a whole head”用“by a whole head”来模拟文中这种调侃的语气。可以用注释的方法，通过解释“起”的方言功能，如“表示超过某一标准，常用于讽刺”。尝试用英语头韵如“taller than a tower”或口语化标记如“eh”“you know”来模拟方言里我们口语化的讲话节奏。这些策略在目标语中保留了一些方言的语义和情感，尽管无法完全复现原文的复杂意思，但能提供一定的缩小文化差异的方法。
3.4. 文化意象层
3.4.1. 地域民俗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茂腔”“吕剧”这些词语直接进行了省略。这种处理使得地方戏曲文化被直接忽略掉了，使读者难以感受到原文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的丰富独特。茂腔与吕剧作为高密地区独特的地方戏曲形式，不只是简单的艺术表演，而是一种与当地历史文化与民俗相融合的形式。如果这些文化意象在译文中被直接省略掉，读者就完全失去了接触它们的机会，原本可以通过戏曲传递的文化，因翻译而彻底表达不出来了。
以京剧脸谱为例，其色彩与角色性格之间的关联，体现了中华文化中“以形写神”的特点。如果翻译时仅保留“脸谱”这一个名词，什么注释意思都不给出，省略对其象征意义的解释，如红色代表忠勇、黑色象征刚正，外国读者就只能看到舞台上的彩色面具，却无法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含义。同样，茂腔与吕剧的省略，意味着读者将错过这些地方曲调的独特性，以及戏曲中反映的民俗细节。但这些正是地方戏曲区别于其他的独特价值，也是地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更进一步来看，当译者选择省略茂腔、吕剧等文化意象时，实际上是在暗示这些文化“不可译”或者甚至是“不重要”，这就给读者造成了译者主观上带来的错觉。但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表达系统，翻译可以通过添加注释等方式，为这些不同的文化保留空间。例如，可将茂腔译为“Maoqiang Opera (a local opera form from Gaomi, known for its melodious tunes and stories reflecting local life)”，或者通过脚注说明吕剧“Lüju: A traditional opera in Gaomi, combining singing, dialogue and acrobatics, often based on folk tales”这样能为读者提供进一步了解文化的方式，使其在不同文化的语境中也能感受到中国地方戏曲的独特韵味。
3.4.2. 身体隐喻
“挂色”被直译成“blood spread”后，原本“色”字里所包含的文化意味就消失了，原文的隐喻也跟着消失。在汉语里，“色”这个词不光指颜色，它还有情感和状态相关的意思。但一翻译成“blood spread”，就只剩下血液扩散这层意思，那些文化上的联想、隐喻全失去了，原文里那些细腻的情感和画面，在译文中就体现不出来了。
要是想在译文中保留“色”的文化含义，可以加一些有文化特色的词进去，比如用“complexion”或者“hue”来代替简单的“color”，这样能更贴近原文的意思。或者也可以用比喻的手法，比如“his face carried the pallor of sorrow”，这样“pallor”就会带上情感色彩。句式上也可以进行修改，比如用“not just...but also...”来强调“色”的多重含义，像“his complexion showed not just illness, but also worry”。可以简单解释一下“色”在汉语里的特殊用法，比如用括号注明“‘色’在汉语里常指人的脸色或情绪状态，不仅仅指颜色”。在音韵上，可以用一些押韵或者重复的词，让译文读起来更有节奏感。这些方法虽然不能完全还原原文的文化韵味，但至少能让译文更接近原文，让读者感受到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文化气息。
3.4.3. 经济民俗
“倒地瓜”在文中被直译为“leftover sweet potatoes”，这样原文里战时那种“捡漏”的特殊经济情况，在译文中完全不见了，连带着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变得模糊的。“倒地瓜”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战时或者物资特别紧张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想出来的一种办法，它背后藏着的是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经济状况。
但一翻译成“leftover sweet potatoes”，就只剩下“剩下的地瓜”这层意思了，战时那种“哎呀，这地瓜没人要，我捡回去还能吃”捡漏的感觉，完全没体现出来。读者看了译文，根本想不到这背后还有这么一种经济情况。要想在译文中留住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加点词进去，比如用“scavenged sweet potatoes”或者“foraged sweet potatoes”，这样就能体现出那种“捡漏”的感觉了。或者也可以用个句子来解释一下，比如“these were sweet potatoes left behind, a rare find in wartime scarcity”，这样读者就能明白，这地瓜不是随便捡的，是在战时物资特别紧张的时候捡到的。句式上，也可以调整调整，比如用括号来进行补充说明，像“he picked up some leftover (or rather, scavenged) sweet potatoes”。这样就能让译文更贴近原文，让读者感受到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历史和文化气息。
4. 综合评估
4.1. 异化与归化的巧妙融合
归化与异化是两种基本的翻译策略，归化是指遵守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文化；而异化则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葛浩文在翻译时，走的是一条“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中间路线。对于那些在英语里比较陌生、难以理解的中国文化元素，葛浩文大多采用归化的策略。比如一些具有独特中国文化内涵的词汇，直接翻译过去可能会让英语读者难以理解，葛浩文就会用他们熟悉的方式来表达，降低理解难度，让译文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样一来，读者就能更顺畅地阅读，不会因为文化差异而感到困惑。
而对于那些不太容易引起文化冲突的内容，葛浩文一般用异化的手法。就像前文所分析到的，他会采用自造词的方式来保留方言的特色。这样既考虑到了读者的接受能力，不会让他们觉得太难懂，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对译者而言，对于前者就可采用直译与脚注相结合的方法或者是分层译法。直译虽然会有一定的语义差别，但是能够尽量保留原文的形式和内容，脚注则可以对一些难以理解的文化意象进行解释和说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分层译法在正文中采用归化的方式使译文易于理解，在注释中采用异化的方式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翻译方式。
4.2. 译者主体性的再思考
葛浩文的翻译观把“可读性”放在了优先位置，但读者对作品的期待不止是读得懂那么简单，他们还希望能够从作品中感受到独特的文化内涵。另外，编辑出版也构成了一种隐形原因。编辑可能会从市场考虑，觉得译文太“土”、太难懂会影响销量，所以要求译文更加通俗易懂。这样一来，译者在处理一些方言词汇和表达时，就不得不相对应地做出一些调整。
读者的期待也会对译者产生影响，为了迎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译者会在翻译过程中对内容进行一些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原文的有些文化表达可能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葛浩文在翻译时，就是在这些因素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点，尽可能让译文既具有可读性，又能保留一定的文化特色。
5. 结语
葛浩文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策略，对部分文化意象进行了归化处理以降低理解难度，对低冲突形象异化保留特色，平衡了读者接受与文化特色保留。但其翻译观以“可读性”优先，受编辑出版政策、目标读者期待等因素影响，在方言翻译上做出妥协。
本研究聚焦于葛浩文《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的方言翻译策略，通过词汇、惯用语、句法及文化意象四个层面的分析，揭示了译者在处理方言时的复杂考量与权衡。然而，本研究亦存在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所选例证的范围上。本研究主要基于《红高粱家族》这一单一文本，尽管该文本在方言使用上具有代表性，且高密东北方言作为汉语方言的一种，具有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征，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但中国文学中的方言种类繁多，地域分布广泛，不同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及文化内涵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结论在推广至整个中国文学方言翻译领域时需谨慎对待，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其他方言区域的中国文学作品，以验证和丰富本研究的发现。
尽管如此，本研究通过深入剖析葛浩文的翻译策略，为理解中国文学方言翻译提供了具体案例和理论参考。此案例研究不仅展示了译者在平衡语言准确性、文化传达性与读者接受度方面的努力，还揭示了方言翻译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与解决方案。这些发现对于更广义的中国文学方言翻译研究具有重要贡献，有助于推动翻译界对方言翻译策略的深入探索与实践创新，进而促进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让世界领略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