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n the Reincarnation of Characters’ Fates in Lu Xun’s Nar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ndering ()
1. 引言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其作品《彷徨》深刻反映了五四落潮时期社会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以往对鲁迅叙事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围绕视角选择、时间顺序、叙事情感等技巧展开，却鲜少关注其中人物命运的轮回感，从个人命运轮回及人物间命运相互关系切入的研究更是匮乏。杨华教授在《〈伤逝〉中的隐形轮回与破局》中，针对《伤逝》提出“空间往返”“命运回环”概念，指出子君与涓生的能量交换及轮回、破局意识，但未厘清三位主人公具体命运传递过程及意义[1]。
本文所指的“命运轮回”，是指人物在个人生命轨迹中呈现的重复性困境，以及不同人物之间命运模式的传递与叠加，它既包含个体在空间、境遇层面的循环往复，也涵盖人物间命运逻辑的延续与影响。这一概念扩展了杨华教授“闭环结构”仅聚焦单一人物命运终点回归起点的局限，修正了其未涉及多个人物命运关联的不足，通过挖掘个体轮回与人物间轮回的双重维度，更全面地呈现鲁迅对五四落潮时期人物命运的整体性思考。
基于此，本文以《伤逝》为核心，结合《彷徨》中《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其他代表性文章，从个人命运轮回的暗示与人物间命运轮回两个维度，探究鲁迅叙事中人物命运轮回的构思，剖析其塑造的五四落潮时期人物群像，以期丰富鲁迅叙事特点的研究。“孤独者谱系”是钱理群教授在《鲁迅作品十五讲》中提出的概念，为本文研究人物间命运传递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2]。
2. 空间往返性对个人命运的暗示
“中国最伟大的叙事文作者并不曾企图以整体的架构来创造‘统一连贯性’，它们是以‘反复循环’的模子来表现人间经验的细致关系的”[3]。在《彷徨》中，鲁迅善于利用人物在空间上的往返帮助阐释个人命运的轮回。
从空间叙事学框架来看，鲁迅笔下的“空间往返”契合福柯“异托邦”理论中“具有边界隔离性且承载多重意义”的空间特质，同时也呼应了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中空间与时间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人物命运的核心观点。子君“家–会馆–吉兆胡同–家”的空间轨迹，不仅是物理位置的移动，更是封建父权与个体觉醒在时间维度上的角力场；涓生往返于会馆与吉兆胡同的过程，也构成了启蒙理想与现实困境交织的“时空体”，空间的重复出现成为人物命运轮回的显性标志。
本部分聚焦鲁迅对于单个人物命运的叙述，从最具典型性的《伤逝》出发，结合《在酒楼上》吕纬甫这一人物，综合探究鲁迅对此技法的运用[4]。
2.1. 家–会馆–吉兆胡同–家——子君封建父权主义中的命运轮回
《伤逝》中子君的命运与空间上的往返存在紧密联系，她经历了从离开“家”、追求“新生”到在会馆和吉兆胡同中为生活挣扎，最终又一次回到“家”、走向灭亡的过程，完成了从反叛封建父权主义到挣扎后向封建父权主义妥协的命运轮回[5]。因为涓生的启蒙，子君逃离了中国封建包办婚姻，为追求真爱而“大无畏地”走出家门、踏向“新生”，这也是子君迈向新世界的一步。但新世界并不像子君所预想的那样，迈出了父权家庭牢笼的她再次踏入了传统夫妻伦理的桎梏——她在碗碟和煤烟之间充当着传统妻子的角色，生活被限制在吉兆胡同这一隅。在生活的压力下，她变得“颓唐”“凄苦”和“无聊”，对新生的探求也在搬进吉兆胡同后被按下了暂停键，子君由“我自己的”再次沦为附庸。在听到涓生“我已经不爱你了”的坦白后，子君的挣扎彻底走向了尾声，她无所选择地被动离开新家，回归封建家庭，成为了所谓“‘爱’的奴隶和牺牲品”。子君在主动和被动的两次逃离中完成了她空间上的往返，这样的往返也正暗示着她兜兜转转却永远不能逃出封建主义的命运回环[5]。
2.2. 会馆–吉兆胡同–会馆——涓生探求启蒙新路的命运轮回
《伤逝》中涓生的经历同样具有空间与命运交织往返的典型性[5]。“五四”背景下启蒙初期的涓生在反抗未果的迷惘中遇到子君，她为涓生打开了生门，与他一起带着希望离开会馆。但在生活蹉跎后，涓生最终认清现实，回到会馆重启探求“新生”的命运轮回。起初，在会馆的涓生身陷“寂静和空虚”的“破窗”“败壁”中，正是子君的到来为他带来“新叶”和“紫藤的白花”，她坚定的宣言也让他看到“辉煌的曙色”。但在吉兆胡同同居后，涓生开始对家中逐渐“冰冷的颜色”心生逃避，又在失业关头体察到子君的“怯懦”。两人间隔膜渐显后，涓生在高呼“来开一条新的路！”的同时，也在心中作出了最终的、自私的选择：
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过那黯淡的灯来。
他推开的“瓶子和醋碟”正象征着子君及其背后空虚的旧式生活。涓生把“真实的重担卸给她”，转身走向他的文化属地：“扇动自己的翅子”而抛下了二人共同的羽翼。然而，推开子君的涓生并没能借此逃离痛苦，而是再次陷入了由质疑和悔恨编织的空虚的牢笼。在空虚中，他选择回到最初的会馆，“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在希望中走出会馆的涓生最终在“悲伤和悔恨”中回到会馆，再次迷失的他选择借“遗忘”开辟新路，进入下一个未知的循环[5]。
2.3.“梦想者”–“坚守者”——吕纬甫反封建–封建的命运轮回
作为“我”的旧相识、旧同窗，吕纬甫原是一个“梦想者”，迫于现实而回归大地成为一个“坚守者”，在封建的两岸回环[5]。他自己也称：
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
吕纬甫和“我”都曾在“五四”高潮中慷慨激昂，但他在“兜了点小圈子”后最终“飞回来了”，如今只能靠“迁弟坟”“赠绒花”等小事自慰，表露对生命的眷恋。鲁迅并没有把他描述成一个十足的安居者，念起“子曰诗云”的吕纬甫仍心念“旧日的梦”，其斗争精神的余烬仍存激励来者的火光[5]。
3. 不同人物之间的命运轮回
《彷徨》中鲁迅不仅常利用空间往返的叙事助推个人命运的轮回，同时也精于利用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结，埋下人物之间命运的轮回[5]。此部分在讨论《伤逝》主人公角色更替和命运重复、传递的基础上，加入对《孤独者》中人物孤独感的延续与递增现象的研究，揭示鲁迅叙事中人物间命运关系安排的巧妙之处。
3.1. 《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人物启蒙与被启蒙的角色回环
《伤逝》中子君和涓生启蒙与被启蒙者的角色更替具有回环性，同居前中后三次的角色更替也让启蒙的深度层层推进[5]。初，涓生作为等待者，用启蒙思想让子君迈出了离开家的一步，紧接着，是子君“我是我自己的”的勇敢宣言，携涓生走向了探寻“新生”的道路，二人在作出前往吉兆胡同同居的决定前完成了第一次启蒙与被启蒙的身份交换，有了对于寻求“新生”的启蒙意识。在新的阶段里，涓生成了每日外出与世界接触的人，而子君成了每天在屋子里等待的人，鲁迅在空间的置换中再次完成了涓生与子君启蒙与被启蒙者、等待与被等待者的角色交换，涓生在此阶段对于“人生要义”的思考得到启蒙。最终，以启蒙者身份亮相的涓生再次被子君的悲剧“反启蒙”，向内质疑自己的卑怯心理，选择用“遗忘和说谎”作为自己的盔甲，他在更深层次的人生追求上得到启蒙[5]。
3.2. 《伤逝》中子君、涓生与阿随——“逃离–回归”的重复与传递
“逃离–回归”是《伤逝》中所有主人公经历的主线，也是鲁迅所埋下的人物命运重复点，主人公“逃离–回归”的状态也在相互作用之中发生着传递[5]。具体而言，子君在旧社会的父权主义中往返；阿随在吉兆胡同发生往返；涓生则是从逃离“空虚”到寻求图书馆的“寂静”，又从逃离爱情的牵绊，最终回到会馆的“空虚”中寻找新的道路。三者的命运在这“逃离–回归”中不断发生交织、完成传递。阿随的离开夺走了子君的情感寄托，涓生逃避爱情瓶颈的选择最终推动子君发生了相对被动的“回归”。而子君的回归反过来让涓生陷入了虚无与真实间的挣扎，他的挣扎在阿随回归后彻底发生了转折，“瘦弱”“半死”的阿随为涓生奄奄一息的“希望”之烛续上了火苗，使其最终完成了通往会馆的归程。
这三个主人公命运的重复与交织及其背后的关联性引人深思。其一，涓生与子君的命运具有交错重叠性，“子君从新生到死亡的命运是涓生几度生死挣扎中的某一环，涓生就是走得更远的子君”[6]。涓生在子君身上看到了自己可能的结局，“回归”的选择可能会导致他重蹈子君的覆辙——因前路渺茫而走向死亡。但涓生有他的进步性，他用“遗忘”作掩护，作出继续上路的选择。其二，阿随回归后的命运同样极具隐喻——“继续流浪还是依附涓生？”这一两难的选择暗含对子君命运的关照——正如冲破黑暗后再次跌回深渊的子君，努力逃脱、冲破黑暗的阿随很可能要再次回到受人支配的附庸关系中[5]。
3.3. 跨故事命运传递的文本例证：《在酒楼上》的“我”与吕纬甫
《在酒楼上》中，“我”与吕纬甫的相遇与对话，构成了跨人物命运传递的典型文本。当吕纬甫向“我”讲述“迁弟坟”的经历时，坦言“这在我，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不过教我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而“我”在倾听过程中，从吕纬甫“脸上又显出先前的悲哀，可是没有了先前的愤激”的神态里，清晰地看到了曾经热血的启蒙者在现实碾压下的沉沦。
更具深意的是，“我”与吕纬甫的空间互动——二人在酒楼上相对而坐，窗外“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室内却弥漫着“悲凉的微醺”，这种空间氛围的反差，暗示了“我”与吕纬甫命运的潜在关联：“我”虽尚未如吕纬甫般彻底妥协，但在倾听其命运轨迹的过程中，已无形中承接了吕纬甫的彷徨与无奈，成为其命运模式的潜在继承者。正如“我”离开酒楼时“寒风刺骨，正自无聊”的感受，恰是吕纬甫式命运在“我”身上的初步投射，完成了五四启蒙者群体命运的跨故事传递[5]。
3.4. 《孤独者》祖母，连殳和“我”的“孤独者谱系”
“孤独者谱系”是钱理群教授在《鲁迅作品十五讲》中提出的概念，但他并未对“谱系”如何谱就的问题作出阐释，即孤独感具体如何在三个无血缘关系的人物之间传递[2]。此处将探究鲁迅暗示祖母、连殳、“我”三个“孤独者”之间孤独的传递以及加深的技法[5]。
因为是父亲的继母，祖母在男权中心社群中自带“异类”的身份标签，一生被孤独裹挟。她身边只有一个“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和“竭力欺凌她”的人，文章对祖母的描述仅寥寥数语，甚至她唯一亲口说出的只有未交代任何后事的遗言：“为什么不肯给我会一会连殳的呢？……”这样的孤独也体现在连殳的描述中：虽然无论我怎样，高兴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她欢笑，常使我觉得冷冷地，和别人的祖母们有些不同……倒是看久了终日终年的做针线，机器似的，自然免不了要发烦。但她却还是先前一样，做针线；管理我，也爱护我，虽然少见笑容，却也不加呵斥。“机器似的”祖母延续着传统社会多数续弦和后妈们共有的生活状态——充当徒有名分的家庭免费劳力，她例行化地照料着一群非亲非故的孩子，祖母作为一个女人的孤独屈辱和沉默的抗拒是幼时连殳难以体会的[5]。
连殳同样是一个被周围人普遍归为“异类”的怪人，祖母的死让他失去了唯一的亲人，这份孤独感被附加在连殳缺失的社会认同感之上，让他的孤独比祖母更甚，鲁迅借此在连殳身上完成了孤独感的重复和传递[5]。小报的语言攻击下，他失去了谋生的工具，被邻居孩子疏远，甚至低下头向我求“钞写”的工作。利用对连殳和我三次交谈的描述，鲁迅一步步将连殳的孤独和绝望推高至爆发点。当连殳的理想和追求被踩在脚下，当他意识到人们已经不再对他寄予希望，他对于人生意义的追问也坠落到了冰点，“为自己而活”和“为爱我者而活”信念的接连破灭，让连殳作出了“为敌人而活”的残酷选择。“失败了的他仿佛成了他以外的另一个人，一个属于诱杀他的那些敌人‘阵营’中的人，而这个人的生命却恰好在魏连殳自己的掌握之中，于是他得到了一次致敌于死地的胜利的机会”[7]。连殳选择了走向极致孤独的道路，把自己也作为“敌人”，去实现对自我和社会的“双向复仇”。而连殳的死恰恰是鲁迅投射第二次由连殳到“我”的孤独传递的过程：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我”亲眼看着连殳“冰冷的微笑”，感受到他的“复仇”选择，迎面而来的绝望与孤独感再次笼罩，灵魂的拷打让“我”的孤独也冲向了顶峰：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作为觉醒知识分子的魏连殳，在身份认同危机引起的精神、心理、身体多重绝望下走向复仇。而同时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我，作为全过程的参与者，在亲眼目睹其惨痛和绝望后，仍要接下孤独的接力棒，继续走上反抗的道路，鲁迅巧妙地让“我”这个唯一在世的人承担起了最深重的孤独感，作为“五四”知识分子不断抗争的隐喻[5]。
4. 命运轮回的多重意义
4.1. 时代交接点的彷徨者群像
个人角度上，鲁迅通过展示不同状态下的人物在不同时空均发生的空间往返折射当时社会受启蒙思潮影响的年轻人普遍处于彷徨状态[5]。吕纬甫是曾经有过反抗意识但没有走上反抗道路的“坚守者”，他仍心怀“旧日的梦”而对现在的处境感到彷徨；子君是在启蒙思潮下作出反抗但以失败告终的“妥协者”，面对父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夹击，她因找不到“新生”之路而在彷徨中走向灭亡；涓生则是不断尝试反抗的“挑战者”，生活打击之下的他回到了原点，在彷徨中开启新的探索[5]。
4.2. 时代交接点的孤独者群像
人物命运交织方面，涓生与子君在三次启蒙与被启蒙者关系的更替下并没能换来结局的美满，其中原因主要出自二人之间以及他们与社会的裂隙，展示了五四启蒙不彻底情况下青年人在生活与爱情追求之路上的孤独[8]。“孤独者谱系”的构建则在孤独的传递与加深中揭露了社会守旧思想对于不同处境下人们的压迫，祖母因封建礼教的逼压而孤独，“学新学，走异路”的知识分子魏连殳因狷介清高的个性注定孤独，和连殳有相似启蒙思想、踽踽独行的“我”也在完成着孤独的延续[5]。孤独的接力棒接续传递，绘成了时代的孤独者群像。
4.3. 于彷徨中前行的进步者群像
于个人命运，鲁迅所表达的空间上的回归并不和人们精神上的归零画等号[5]。结合考虑鲁迅的“铁屋”之喻，推翻铁屋需要无数人的前赴后继[7]。如，子君是刚刚被唤醒的人，可没有找到下一扇屋门就已经无路可走；涓生则是已然走在寻找新门道路上的人，他选择回到会馆又一次拉开一扇未知的门，用遗忘为自己的前行注入勇气。这也正体现了当时人们意识的觉醒和抗争性。
于人物之间交织的命运，鲁迅巧妙地在多个篇目设置了如《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的“我”、《伤逝》中涓生这样的人物，他们或是目睹了抗争路上身边人的挣扎或命运轮回，或是自己一次次踏上寻找新生的命运轮回，在目睹或经历了抗争的艰难过程之后他们仍选择带着彷徨和未知出发，表现了五四时期青年探求人生意义、追求个性解放、充满革新精神的启蒙者形象[5]。
5. 讨论
本文通过对《彷徨》中典型作品的文本细读，从个人命运轮回的暗示与人物间命运轮回两方面，梳理了鲁迅叙事中人物命运轮回的构思特点，并剖析了命运轮回所承载的多重意义[5]。研究发现，鲁迅借助空间往返这一叙事技法，生动展现了子君、涓生、吕纬甫等人物的个人命运轮回，同时通过角色更替、命运传递与情感延续，构建了人物间的命运关联，塑造出五四落潮时期的彷徨者、孤独者与进步者群像。
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如在研究范围上，仅选取了《彷徨》中部分代表性作品，未将鲁迅其他作品中类似的命运轮回叙事纳入对比分析，难以更全面地呈现鲁迅这一叙事特点的发展脉络。将《呐喊》纳入研究范围，可从双重维度补充当前结论：一方面，《呐喊》中《孔乙己》的“咸亨酒店”空间具有命运锚点意义，孔乙己多次往返于酒店与未知的漂泊之路，最终在“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的模糊叙事中，呈现出与子君、吕纬甫相似的“挣扎–沉沦”轮回逻辑，证实了鲁迅命运轮回叙事的连贯性[9]；另一方面，《故乡》中闰土从“紫色的圆脸”到“灰黄的圆脸”的境遇变迁，打破了《彷徨》中“空间往返”的显性轮回模式，以时间维度的不可逆性，挑战了当前研究中“空间循环即命运轮回”的单一结论，揭示出鲁迅命运叙事中“空间循环”与“时间线性”的双重张力[9]。
在研究深度上，对于命运轮回叙事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关联性挖掘不够深入，未能充分阐释鲁迅这一叙事选择背后的社会动因与文化考量。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将《彷徨》与《呐喊》《朝花夕拾》等鲁迅其他作品中的命运轮回叙事进行对比，探究其叙事风格的传承与演变[10]；同时，结合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化变革等历史背景，深入分析鲁迅塑造人物命运轮回的深层原因，丰富对鲁迅文学思想与叙事艺术的理解。此外，还可引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将鲁迅的命运轮回叙事与其他中外作家的类似创作进行对比，挖掘鲁迅叙事的独特性与世界性意义。
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多聚焦鲁迅叙事的“视角选择、时间顺序”等技巧，对命运轮回这一特点的关注相对不足，本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研究空白[3]。同时，通过对“孤独者谱系”“空间往返”等概念的深化分析，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6. 结论
本研究以《彷徨》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细读方法，围绕人物命运轮回展开分析，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对鲁迅叙事此特点关注不足的缺憾[5]。研究表明，鲁迅在《彷徨》中，一方面通过“家–会馆–吉兆胡同–家”“会馆–吉兆胡同–会馆”等空间往返叙事，暗示子君、涓生、吕纬甫等人物的个人命运轮回，展现他们在封建压迫与启蒙思潮碰撞下的挣扎与困境[5]；另一方面，借助子君与涓生启蒙角色的回环、子君–涓生–阿随“逃离–回归”命运的传递，以及祖母–连殳–“我”孤独感的延续，构建人物间的命运关联，深刻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相互影响与纠缠[5]。
从命运轮回的意义来看，鲁迅通过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命运，成功勾勒出五四落潮时期的彷徨者、孤独者与进步者群像，既反映了当时青年在时代变革中的迷茫与困境，也展现了他们在彷徨中仍不懈探索、追求进步的精神品质[5]。这一叙事构思不仅丰富了鲁迅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也为后世理解五四时期的社会风貌与知识分子精神状态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对现代文学创作中人物命运叙事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从《彷徨》看鲁迅叙事中人物命运的轮回
摘要：本文以文本细读为研究方法，选取《彷徨》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探究鲁迅叙事里人物命运轮回的构思特点。前人研究多聚焦鲁迅叙事的视角、时间顺序与情感等技巧，对人物命运轮回感的关注较少，尤其缺乏从个人命运轮回及人物间命运关系展开的研究。杨华教授虽提出《伤逝》主人公命运的“闭环结构”与“命运回环”概念，但未明晰三位主人公命运传递过程及意义[1]。本文所指的“命运轮回”，是指人物在个人生命轨迹中呈现的重复性困境，以及不同人物之间命运模式的传递与叠加，它既包含个体在空间、境遇层面的循环往复，也涵盖人物间命运逻辑的延续与影响。这一概念扩展了杨华教授“闭环结构”仅聚焦单一人物命运终点回归起点的局限，修正了其未涉及多个人物命运关联的不足，通过挖掘个体轮回与人物间轮回的双重维度，更全面地呈现鲁迅对五四落潮时期人物命运的整体性思考。本文从《伤逝》切入，引入《彷徨》其他文章，从个人命运轮回的暗示、人物间命运轮回两方面展开分析，阐释鲁迅对五四落潮时期彷徨、孤独与进步者群像的塑造，进而挖掘命运轮回的多重意义，为鲁迅叙事特点研究提供补充。
关键词：《彷徨》，鲁迅叙事，命运轮回，五四青年群像，空间往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