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features and variations in urban villages through the cases of Kangle Village and Liede Village in Guangzhou, employing a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Kangle Village predominantly features unofficial signage and Mandarin usage, whereas Liede Village demonstrates a marked prominence of official bilingual (Chinese-English) signage.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were observed in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and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se linguistic landscap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linguistic landscapes not only mirror socio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s dur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cesses, but also yield concrete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language planning and signage management in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initiatives.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inguistic Landscape, Guangzhou

Share and Cite: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同时，2022年《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的极大发展。在这一背景下，语言文化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正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战略价值。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强调，应充分发挥语言文化在产品包装、宣传广告、景观文化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语言景观不仅是城市语言生态的外显体现，也日益成为连接城乡文化、促进居民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的桥梁。语言景观的优化建设，有助于引导正确价值观传播，提升公共空间文明形象，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

广州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城乡精神文明一体化建设方面仍面临挑战：城中村中语言景观分布零散、语言使用不规范、语言权势结构失衡等。因此，有必要通过调查与评估，了解广州城中村语言景观的现状与问题，探索语言景观建设在城乡精神文明协同发展中的作用。

在城镇化率持续上升、流动人口日益增多的背景下，语言生活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空间单元，既承载了本地原居民的传统语言文化，也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的语言资源，语言使用在此交汇碰撞，形成独特的语言生态。以广州为例，粤语、普通话及各地方言在城中村内共存，语言景观的内容、形式与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些动态演变的语言现象不仅折射出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深刻影响着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以广州两个典型城中村(康乐和猎德)为调查对象，关注语言景观在城乡空间中的呈现与传播，尝试描绘广州城中村语言景观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城乡融合语境下语言景观与居民认同、语言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

2. 理论框架

法国社会学家Henri Lefebvre将空间概念解析为三个层面：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构想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空间(lived space)。空间实践关注人们在现实空间的行为与活动；构想空间聚焦政策规划者、决策者及技术专家所构筑的空间秩序；生活空间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所经历的空间的体验。基于此，Trumper-Hecht (2010)提出了语言景观研究的三维分析模型，分别是实体维度(physical dimension)、政治维度(political dimension)和体验维度(experiential dimension) [1]。实体维度对应空间实践，考察语言符号的空间生产及外部表征；政治维度对应构想空间，解构决策者的意识、观点和态度如何构建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体验维度对应生活空间，反映受众对语言景观建设风貌的观点和想法。以上三个维度关注现实空间的语言生产活动，以及语言景观创设者和阅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兼顾信息(informational)层面的描述和象征(symbolic)层面的解读，在相互依存、互为影响的过程中不断演化，为剖析公共场域的语言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3. 研究对象

根据《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城中村的数量是272个。按照外来人口占比超过30%，且建设用地大于40%的定义是425个，其中刚性村是207个，中心城区的数量是138个左右。按官方定义272个计算，广州的城中村总共占地面积是535平方公里，有670万常住人口[2]。

广州城中村主要集中在如下五大区域：埔东增西区域、海珠番西区域、天河走廊、白云片区和花都中北区域，如图1所示。本研究选择海珠区康乐村和天河区猎德村进行比较研究。

图1. 广东省行政区划图[3]

3.1. 海珠区康乐村

康乐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中部，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邻近中山大学，村庄面积达3.5平方公里，是广州著名的城中村之一。作为全国知名的制衣产业聚集地，康乐村因周边轻纺市场资源丰富、产业链完整，吸引了大量制衣企业和外来务工人员，形成庞大的“制衣村”与“湖北村”群体。

目前康乐村正处于城中村改造阶段，相关项目已纳入广州市2023年城市更新计划，旨在推动区域产业升级与产城融合。村内功能区分明显，中心为居民区，东南为商业区，西北为工业区，经济以服装加工和纺织业为支柱。

3.2. 天河区猎德村

猎德村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核心地带，历史可追溯至北宋，已有900多年历史，名称蕴含“以德为本”的寓意。1994年因征地转型为“城中村”，2007年启动全面城市改造，2010年实现整体回迁，成为广州首个成功完成整体城市化改造的城中村，具有标志意义，为后续城市更新政策提供了借鉴范例。

猎德村经济因地理优势与改造政策快速发展。依托高价值土地资产和物业收益，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村民获得可观分红。人口方面，截至2020年，猎德街道常住人口超5万人，村内无“零就业”家庭，约3500人受雇于企业，展现出较高的就业水平与现代社区结构。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托语言景观三维空间分析模型，采用量化与质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描绘并评估广州城中村语言景观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在量化方面，通过田野调查、图片拍摄与问卷调查等方式，对住宅片区、农贸市场、商超门店、摊点等居民活动频繁区域的语言标识进行系统采样，重点观察城中村语言景观的空间分布、语言构成与规范程度。依据Backhaus (2009)的统计方法，对所有可视范围内的语言标牌被详尽拍摄，并作为独立分析单位进行归档与编码，对语言标牌的语码种类、功能属性、数量比例及主导语码等参数进行系统分类，进而构建包含图像与文字的多模态语料库，为后续分析提供基础[4]。

在质性研究方面，针对语言景观模型中的“体验维度”，本研究将采用隐匿观察、民族志式观察等方法，深入了解城中村居民对现有语言景观的满意度、语言使用偏好、归属感及身份认同等问题，收集其对语言景观所传递社会信息的反馈与体验。

由于康乐村占地广阔、街巷复杂，语言景观种类繁多且分布零散，最终选取村内几条主干道路作为样本区域进行调查，调查路线如图2所示，这些路段不仅是村民通行要道，也是语言景观最密集之处，能较全面反映康乐村的语言使用状况与文化特征。

至于猎德，研究小组进入猎德经济发展中心，通过沙盘图俯瞰整体村落空间，并结合官方平面地图规划调研路线和语言景观收集范围。此次调查覆盖了猎德村的主要街道和商圈区域，调查路线如图3所示，在充分掌握其空间结构的基础上，确保语言景观采集的系统性与代表性。

图片来源：自绘图片。

图2. 康乐村考察路线图(考察路线标记为蓝色)

图片来源：自绘图片

图3. 猎德村考察路线图(考察路线标记为橙色)

5. 实证分析

5.1. 物理空间–实体维度

5.1.1 官方与非官方语言景观

据实地考察，我们收集了两地官方语言标牌样本455个，语言景观内容分类如表1所示。

聚焦康乐村，在康乐村收集到的1030条语言景观中，官方语言景观有136条，占康乐村样本总数的13.2%。在其136条官方语言景观中，指称类占比最高，占总量的24.26%，紧随其后的分别是32条的宣传类(23.53%)和30条的教化类(22.06%)语言景观，警示类也高达28条，占据20.6%，而公示类13条(9.56%)占比较低，指示类和文化类的样本为零。

在猎德村所收集到的389条语言景观中，官方语言景观有319条，占猎德村样本总数的82%。其中文化类占比最高，达211条，占总量的66%。其他类别依次为指称类45条(14%)、教化类36条(11%)、指示类13条(4%)、宣传类12条(3.8%)，警示类与公示类分别仅有1条(各占0.3%)。

表1. 两地官方语言景观的内容分类及其数量分布

康乐村被誉为“制衣村”，是广州乃至全国知名的制衣产业聚集地，随着村内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与流动，村民自建的房屋则越来越密集，显示出布局混乱、建筑密集、道路不成系统的空间形态。由于基层政府和村经济联社对早期公共事业发展缺少长期规划，因此官方语言标牌相对较少。

而猎德作为改造后的社区，官方语言标牌约占该地语言景观总量的八成(82%)。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进行公共空间规划和交通网络研究。因此相比于传统城中村康乐村，猎德社区拥有更多的官方语言景观。

非官方语言景观数据中康乐和猎德两地共采集到964条，占调查样本总数约67.94%。由于将调查范围以猎德大道作为分界线，没有涉及另一侧以天盈广场和花城湾为主的商业区，猎德村非官方语言景观仅收集70条。康乐村的非官方语言景观占比约为86.8%，而猎德村的非官方标牌仅占其总样本的18%左右，远低于其官方语言景观。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在公共空间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使新社区规划和管理更加规范有序。比较明显的是居民生活服务类的小广告，由于猎德村的严格管理及居民结构，该村几乎没有城中村常见的“办证”“通渠”小广告。而康乐村则常见大量服务于流动人口的符号，如租赁、招工、转让、办证、搬屋、收驾驶证分等小广告。

参照《全国经济普查统计分类标准和目录》(2013)以及刘慧(2019)城中村语言景观的行业分类[5] [6]，本文把收集到的964条非官方语言景观分为六大类，分别为餐饮、居民生活服务、批发零售、维修、休闲娱乐、医药。城中村非官方语言景观的类型及其具体情况可见表2。

非官方语言景观在创设上比官方语言景观更自由，因此呈现出类型丰富、覆盖面广的特点，两地的非官方语言景观主要涉及批发零售、餐饮、居民生活服务三大类，分别占比38.58%、28.94%和19.81%。这些行业基本涵盖了居民衣食住行的日常需求。

对比康乐村与猎德村的行业分布，反映出不同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康乐村批发零售类标牌占比显著高于猎德村，而休闲娱乐类标牌比例则远低于猎德，显示出两地在产业模式和消费结构上的不同。

表2. 非官方语言景观的行业类型及数量比例

5.1.2. 语码使用对比

语码构成是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直接体现。语码选择和语码组合情况反映不同语言群体的权势地位、社会身份和意识形态等。两地城中村的语码呈现出三种语码组合类型，主要是纯中文、纯英文和多语(中文 + 英文)三种。具体标牌语码使用情况的比例见表3。

表3. 康乐村与猎德村标牌语码使用情况

结果显示，两地城中村的语言景观整体呈现以中文语码为主的局面。两地纯中文语码都分别超过80%，整体来看，两地纯汉语语言景观占94.8%左右，位列第二的是涉及英文语码的标牌，即多语(中文 + 英文)占比5%，“纯英文”占比0.21%左右。由此可见，中文语码标牌的比例占绝对优势地位，这表明两地的城中村语码特点以本土化为主。村内主要群体为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口，几乎没有见到外国居民或游客，因此，中文语码为村内最常使用的语码。至于语码组合类型，多语(目前只发现中文 + 英文)的语言景观比例，与当地的经济和人口有关。猎德社区多语码现象更突出，因其地处广州中央商务区，居民生活水平较康乐村更高，同时国际化程度高，因此多语组合类型更能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例如“卡博洗衣KABO International Dry Cleaner”和“悠美天使YOOMI ANGEL”等。

5.2. 生活空间–体验维度

在语言景观研究中，居民作为语言景观的主要受众和参与者，其感知与态度不仅影响语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也反映了语言景观对社会文化的深层次作用。本章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考察居民对语言景观的感知，探索语言景观与居民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语言景观在多语言社会中扮演的文化与社会角色。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星”设计问卷，并辅以纸质版线下分发。在康乐村和猎德村共收集有效问卷100份，其中康乐村51份，猎德村49份。

5.2.1. 居民基本信息

康乐村和猎德村受访者年龄如图4所示。从年龄结构来看，虽然康乐村与猎德村的年龄占比都是在36~60岁的区间最大，18~25岁区间次之，其他的年龄区间却存在显著差异。康乐村在26~35岁年龄段的比例(29.41%)显著高于猎德村(16.33%)，这反映出康乐村吸引了更多年轻劳动力，与其经济机会和生活成本有关。猎德村的18岁以下人口比例(20.41%)明显高于康乐村(9.8%)，这意味着猎德村的家庭结构更为稳定，年轻家庭的比例较高，与其更好的教育资源、居住环境等因素有关。

图4. 康乐村(左)与猎德村(右)受访者年龄分布比例

图5. 康乐村(左)与猎德村(右)受访者户籍分布比例

两村的受访者户籍如图5所示。从来源地来看，猎德村的广州市本地居民比例(67.35%)远高于康乐村(17.65%)，这显示出猎德村可能更具吸引力，能够留住本地居民，反映出较好的生活条件和社会服务。康乐村的外来人口比例较高(82.35%)，尤其是来自省外的流动人口(包括江西、湖南、广西、四川、重庆等)，这与其经济机会、就业市场的吸引力有关。相比之下，猎德村外来人口比例较低，显示出更稳定的社区结构。

两村的受访者职业分布比例如图6所示。从职业构成来看，康乐村的打工者和个体商户占比较高(分别为47.06%和37.25%)，而猎德村的学生比例较高(28.57%)，还有政府工作者、教师、自由职业等，这反映出两村在经济发展和教育资源上的差异。康乐村可能更依赖于灵活就业和个体经济，而猎德村则可能拥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吸引了更多学生。康乐村的职业多样性较高，可能与其外来人口较多、经济活动频繁有关；而猎德村的职业结构相对稳定，可能与其本地居民较多、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成熟有关。

图6. 康乐村(左)与猎德村(右)受访者职业分布比例

5.2.2. 居民对语言景观的感知

语言使用方面，猎德村居民普通话掌握率87.76%，粤语77.55%，常用率分别为53.06%和42.86%；康乐村居民普通话掌握率98.04%，粤语41.18%，常用率分别为78.43%和13.73%。猎德村居民多为粤语—普通话双语者，交流中默认使用粤语，而康乐村居民则更倾向使用普通话或方言沟通。交流对象语言技能和具体情境是决定语言选择的重要因素。

在语言景观感知方面，康乐村居民对多语码景观关注度较低，仅3.92%的受访者表示经常留意，反映出普通话主导下多语码需求不高。普通话被88.24%的居民视为最核心的语言景观语码。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居民表达了对粤语、英语及其他外语和方言的需求，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语码多样性期望。然而，康乐村居民主要关注语言景观的实用功能，54.9%表示熟悉语码能带来沟通便利，实用性是其首要考量。

相比之下，猎德村居民对多语码语言景观表现出更高的敏感度，12.24%的受访者经常关注语言标识，且有55.1%的居民偶尔注意，显示出语言景观在村民生活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猎德村居民对普通话(65.31%)与粤语(63.27%)的需求基本持平，既体现了对沟通需求的重视，也强调了本地文化身份的认同。虽然英语语码需求(22.45%)相对较低，但主要承担国际形象的象征功能。值得注意的是，猎德村71.43%的居民在面对熟悉语码时感到亲切，远高于康乐村(35.29%)，表明语言景观在猎德村不仅具有实用性，更承载着浓厚的情感归属感。

在关注度上，康乐村受访者更关注非官方语言景观(74.51%)，高于官方语言景观(68.62%)。这与康乐村地处商圈、非官方景观数量多以及居民多为个体商户有关，且招牌、广告等直接关系到居民消费生活。此外，城中村改造未完成，官方语言景观设置存在数量少、布局差、错误多等问题，影响了居民关注度。

康乐村“关注语言景观类型”与“语言景观存在的问题”交叉分析如图7所示，猎德村的交叉分析如图8所示。交叉分析显示，关注非官方景观的居民主要指出“意思不清楚”“摆放杂乱”等问题，建议商户提升语言表达的清晰度，政府加强统筹规划；而关注官方景观的居民则反映“摆放杂乱”和“信息错误”，需合理布局、定期维护标牌，提升语言景观质量。

图7. 康乐村“关注语言景观类型”与“语言景观存在的问题”交叉分析

图8. 猎德村“关注语言景观类型”与“语言景观存在的问题”交叉分析

相比之下，猎德村受访者更关注官方语言景观(75.51%)，远高于对非官方语言景观的关注(40.82%)。猎德村已完成城中村改造，官方语言景观布局合理，居民教育水平高，对公共设施更为敏感。整体来看，猎德村语言景观问题较少，但仍存在非官方与官方景观数量不足、摆放杂乱的问题。针对非官方景观，建议商户根据人流动线优化广告设置；针对官方景观，政府应根据居民需求增设语言标识，提升可达性和可见性。

康乐村仅39.22%的受访者认为本村及周边语言景观能提供所需信息，满意度平均分仅3.33，且仅5.88%“非常满意”，反映出语言景观布局亟需优化。相比之下，猎德村83.67%的受访者认为语言景观信息充足，满意度平均分达4.06，“非常满意”占比34.69%，整体认可度远高于康乐村。两村差异不仅源于人口构成与语言能力不同，也反映了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康乐村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居民依赖普通话，对实用信息需求高，但现有语言景观布局不合理、内容不清晰，影响了满意度。猎德村以本地居民为主，普通话与粤语双重需求得到较好平衡，语言景观设计更符合居民日常和情感需求，整体体验更佳。

语言景观通过公共空间中的语言元素，强化了居民的文化归属感与身份认同。频繁接触与自身文化相关的标识，有助于加强认同感与社会凝聚力。尤其在城中村中，语言景观不仅折射出居民文化认同的冲突与融合，也揭示了他们在社会适应过程中的复杂变化。

历史文化层面，猎德村拥有900多年历史，宗祠群、古文化街等物质载体促进了粤语的保存与传承。康乐村则历史较短，以制衣业为主，缺乏文化积淀，语言景观中粤语元素较少。

猎德村居民对村的归属感比例如图9所示，康乐村居民的归属感比例如图10所示。可见，猎德村的传统语言景观，如祠堂楹联、街巷名、对联匾额等，深刻影响了居民的身份认同。53.06%的猎德村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本村一员，归属感较强。祠堂文化、历史地标、传统语言元素在公共空间的呈现，强化了猎德村居民对本地文化的认同与归属，体现了语言景观在维系社区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图9. 猎德村问卷“是否认为自己是本村的一员”答案分布比例

图10. 康乐村问卷“是否认为自己是本村的一员”答案分布比例

5.3. 构想空间–政治维度

语言景观是语言政策和规划实施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官方语言地位与意识形态。在我国，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基本要求，被广泛应用于广播、影视、公共设施、广告等领域，语言景观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初见成效。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政策也加强了外语标识管理，如广州出台全国首部《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规定》，规范双语标识，推动国际化发展。同时，语言景观政策不仅注重规范化，还强调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的保护，例如广州历史街区语言标牌需兼顾历史文化风貌。

在城中村改造中，官方语言景观的普及情况成为衡量改造成效的重要指标。康乐村调研显示，汉语标牌占99.2%，但官方标牌比例低且秩序混乱，缺乏统一规划；而猎德村官方标牌占比82%，语言景观规范有序，体现了语言政策落地与文化保护的有机结合。广州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保留方言元素，平衡普通话普及与地方文化认同，如猎德村街巷使用粤语拼音标注，展现出本地文化特色。

语言政策也对非官方语言景观产生积极影响，推动普通话和简体中文的规范使用。但在实践中，康乐村非官方标牌仍存在繁简混用、拼写错误、纯外语标牌等问题，反映出监管不足的问题。相比之下，猎德村受益于国际化街区建设政策，非官方标识中中英双语使用规范，企业也主动提升国际化形象。总体来看，官方政策对语言景观治理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但非官方领域仍需加强引导和规范。

6. 结论建议

本研究以广州城中村康乐村与猎德村的语言景观为对象，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基于[1]的三维空间理论，从物理空间、生活空间与构想空间三个维度，探讨语言景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异质性与秩序性。通过实地调查与问卷分析，揭示了两村语言景观在类型、语码组合、呈现方式上的差异：康乐村以非官方标牌为主，体现外来务工群体特征，语码以普通话为主，国际化程度低；猎德村则官方标牌占优，双语现象明显，体现了高城镇化水平和文化传承意识。生活空间分析显示，居民对语言景观的感知和期望受收入、身份及生活环境影响，普遍倾向于“中文 + 英文”组合，但康乐村居民对非官方标牌更敏感，而猎德村居民则偏好官方标牌，且归属感更强。构想空间层面，官方语言政策在猎德村执行良好，促进了景观规范化和国际化，而康乐村则因政策实施薄弱，出现语言景观无序化现象。语言景观既映射了权势关系和身份认同，也体现了本土化与全球化交织下城中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基于研究发现，建议在康乐村加强官方指示牌建设、引入多语标识、提升街区视觉设计；在猎德村优化指示类标牌布局、强化语言景观智能化和互动性，促进本地与外来人口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整体而言，统筹城中村语言景观规划，提升语言服务水平，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路径。

基金项目

本文成果感谢广东省哲社科2023年度青年项目(课题编号：GD23YWY12)；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羊城青年学人课题(课题编号：2023GZQN06)。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城乡融合，协同发展 ——广州城中村语言景观调查及评估

摘要：本研究以广州康乐村与猎德村为例，基于三维空间理论探究城中村语言景观的特征与差异。研究发现，康乐村以非官方标牌和普通话使用为主，猎德村则以官方标牌和中英双语组合更为突出，居民在语言景观的感知与归属感上呈现明显差异。研究表明，语言景观不仅折射出城乡融合进程中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还为优化城中村语言景观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融合，语言景观，广州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