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城南旧事》出自著名作家林海音笔下，被誉为“北京乡土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华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之作，以其儿童视角、语言艺术以及异于同时代中国传统儿童文学的意识流写作手法而著称，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后被译成英语、日语、泰语等多个版本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中英译本由齐邦媛和殷张兰熙合译而成并于1992年首次出版。《城南旧事》的英译本极大地弥补了海外各国对中国乡土文学在认知上的匮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动力。
在全球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今天，“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一洞见深入人心。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从一种语言符号到另一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活动，更多地转变为一种涉及多种文化和多个主体的交流活动。翻译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且各国文化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文化习俗等各不相同，翻译从中平衡周旋，使得国家间相谈甚欢习见，但误会冲突亦存。因此，传统的翻译标准已经不足以满足现实的需要，翻译观以及翻译批评标准也应该产生相应的转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该如何翻译？为什么这么翻译？何为好的翻译？这些问题也将研究方向引到翻译伦理研究的领域内，即面临各翻译主体之间的复杂伦理关系，译者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翻译伦理研究有其必要性。然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面对各方之间纷繁复杂的伦理关系，往往难以兼顾，而详阅译者的翻译活动以及译本，便得以窥见译者自身的翻译伦理倾向及其对翻译策略选择和翻译效果呈现的影响。故此，欲向外传播中国文化、向世界呈现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须得重点关注翻译的伦理问题。另外，本文聚焦《城南旧事》中译者的伦理倾向以及其翻译效果，意在阐释翻译伦理研究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扩宽翻译批评维度，从而助力翻译研究和中华文化传播，而非给出确定的翻译批评标准。
2. 翻译伦理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贝尔曼首次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术语，在学界引发强烈反响，随后皮姆(Pym)、韦努蒂(Venuti)、切斯特曼(Chesterman)等人都陆续从不同维度提出自身对翻译伦理的思考。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中详细地阐述了其翻译伦理思想，对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民族中心主义翻译”展开猛烈抨击，并推崇保留原文异域色彩的翻译方式[1]。韦努蒂将翻译与文化政治相结合，提倡保留原文语言及文化异域性的“异化翻译”以抵抗文化中心主义以及英美等国家的文化霸权[2]。皮姆从社会与职业维度开展翻译伦理研究，并强调译者的跨文化身份[3]。诚如王大智所述，皮姆“倾向于从译者的‘文化间性’出发，针对各种形态的翻译活动，去探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展开交往合作的译者的职业伦理”[4]。切斯特曼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维度的五大伦理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5]。西方翻译伦理研究日趋成熟，学者从原文还是译文、异化还是归化的二元对立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多维度兼顾地进行翻译伦理研究。
在西方翻译伦理研究如火如荼发展下，国内学者也开始将目光投向翻译的伦理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倾向。首先，部分学者在已有的翻译伦理基础上关注学科建设、构筑翻译伦理学。吕俊、侯向群在“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中提出对翻译伦理学的构想[6]。其次，一些学者聚焦对西方伦理思想的分析、应用与反思。杨镇源在其研究中指出其在韦努蒂在意识形态和伦理立场方面的考量有失偏颇，并强调要以批判性眼光看待西方翻译伦理思想[7]。再次，还有学者回归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翻译伦理研究。黄明妆、黄鹢飞从历时角度深入探究了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之于译者语言选择之影响[8]。
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研究较为客观全面，在学界一经提出就备受瞩目，涉及五种伦理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承诺伦理。再现伦理表明译文应是原文的再现，译文要再现出原文的内容、形式、文化以及作者意图等；服务伦理强调译文为其使用者服务；交际伦理突出翻译的交际功能，关注原文和译文以及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对话交流的实现；规范伦理意指译者的翻译行为受规范制约，译者的翻译活动要符合译语文化规范、自身职业规范；承诺伦理涉及翻译行业的道德准则，包括译者的责任、义务以及职业操守等内容。
纵观中西方伦理研究概况可知，翻译伦理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程度逐级加深。翻译伦理倾向由单一走向多元；研究主体从译者扩大至包括作者、译者、读者、赞助人等在内涉及翻译过程的所有主体；研究跳出文本限制，更多地关注到文本外的社会文化等因素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伦理问题。而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较具全面性，多种伦理倾向、翻译主体、社会文化因素等兼顾，可以很好地作为中国文学外译伦理研究的有力理论支撑，以研究伦理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从而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一定的借鉴。本文基于切斯特曼的伦理模式，从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承诺伦理五个维度，深入分析《城南旧事》英译本中译者的伦理倾向、策略选择及翻译效果。
3. 《城南旧事》英译伦理分析
本文以《城南旧事》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为理论支撑，从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承诺伦理五个维度深入分析译本是如何体现译者的伦理倾向、译者伦理如何影响翻译策略方法的选择以及呈现的翻译效果如何，以探寻翻译伦理研究指导中国文学外译的可行性。城南旧事以20世纪20年代的老北京为背景，围绕主人公英子的童年生活展开。原文极具语言艺术，用词考究，注重对声音的刻画，善用方言、拟声词等。文中特有历史词、地方特色词、诗词民歌戏剧等皆是中国文化的外显。因此，本文从上述五个维度对城南旧事英译本进行探讨分析，定然会是对翻译研究、文学外译有所裨益的一次尝试。另外，切斯特曼的五个翻译伦理维度较好地囊括了学界目前的大部分翻译伦理观点，堪称是翻译伦理研究集大成者，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然而，不同维度体现不同翻译伦理，并不意味着译者在同一案例的翻译上要同时体现该五个维度。本文依托这五个翻译伦理维度对英译本全文开展翻译伦理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分布上，译者都较好地达到了五个维度之间的平衡，很好地扩宽了翻译批评的标准。下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对五个维度逐一展开分析。
3.1. 再现伦理
再现伦理常见于权威性文本翻译，如宗教文本、文学作品等，指译文要如实地再现原文，包括原文文本、作者意图以及原文文化等，不得擅自增色或删改。为保留原作“异域色彩”、忠实再现原文内容、作者意图、原语文化，译者主要采用音译、直译以及音译、类比相结合的翻译方法。
1) 音译
例1：“乱数！”妈妈瞪了我一眼，“听我给你算，二俗，二俗录一，二俗录，二俗录三，二俗录素，二俗录五……”……“妈，听你的北京话，我饭都吃不下了。二十，不是二俗：二十一，不是二俗录一；二十二，不是二俗录二……”[9] (p. 33)
译文：“You’re all muddled up!” Ma glared at me. “Listen to me while I count for you, erh-su, erh-su-lu-yi, erh-su-lu-erh, erh-su-lu-san ...” ... “Ma, your Pekingese spoils my appetite; it’s erh-shih, not erh-su; erh-shih-yi, not erh-su-lu-yi; erh-shih-erh, not erh-su-lu-erh ...” [9] (p. 166)
作者林海音是一名中国台湾女作家，童年时期跟随父母迁居北京，其作品中不乏带有生活气息的方言词和口语词，语言平实、表达凝练，且注重对声音的刻画。小说开篇英子一家刚搬至北京，对北京话尚且不甚了解，方言表达以客家话居多。
文中客家方言集中出现于短篇《惠安馆传奇》中，如例1中母亲考校英子算数功课时所说的话。英子算数算到二十便出错，越过中间数字直接跳到二十六，母亲指出其中的错误并作出示范，其带有强烈客家方言色彩的普通话营造出了幽默诙谐的氛围。此处方言的使用堪称神来之笔，若直接按原文意思译出，不仅容易出现表达赘余现象，更易使之丢失趣味性和艺术效果。因而，译者选择异化策略突出原文异质性，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直接将上述数字的方言读音和标准读音分别译出、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两种表达在语音上的差异，使英子伶牙俐齿、天真活泼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另外，前文中英子独自算数的内容，译者将其译成英文以达意。此种译法堪称音、意、形兼备，在考虑译文可读性的基础上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内容形式、语音特色、写作特点和艺术效果等内容，其异化的翻译策略也易于引发读者对中国方言的猎奇心理。
2) 直译
例2：我觉得难过，又闭上眼，眼前冒着金星…… [9] (p. 40)
译文：I felt sick and as I closed my eyes again, golden stars flared before my eyes. [9] (p. 173)
例句2描述的是下雨天英子和其好朋友妞儿在西厢房聊天的场景。英子对妞儿的悲惨身世感到难过之余，又因感冒发烧而头晕目眩。文中使用了中国传统习语“眼前冒金星”，类似的表达在原文中较为常见，如“小鱼上大串”、“还没影儿呢”、“命根子”等。“习语”一词含义较为宽泛，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语言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相对固定的表达方式，言简意赅、妙趣横生，通常包括俗语、谚语、俚语等，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一个习语所传达的整体意义并非其中各个成分意义相加之总和。换言之，习语的意义往往无法从其中单个词的意思推测而得。由此，习语可谓译者翻译的“拦路虎”。本文以“眼前冒金星”为例深入剖析译者如何来翻译中华传统习语。“眼前冒金星”主要指被撞击后或因其他原因产生的头晕现象。译者采用直译法，按照字面意思一一译出，将其译为“golden stars flared before my eyes”而非在目的语中选择与之相契合的固定表达“seeing starts”，亦非按照习语的整体意思将其译为“dizzy”或者“giddy”，原文异域情调得以尽显。该译法虽然在意义传达和可读性方面有所欠缺，但是将原文中的“眼”和“金星”两个形象皆保留下来，再现了原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文化特征，使得目的语读者在了解中国习语、中国文化的同时，亦能丰富其自身的语言表达方式。
3) 直译加音译
例3：“……开哀开门嗯嗯儿，碰见张秀才哀哀……”[9] (p. 15)
译文：“... o... o ... pening... o ... opening the do ... o .. or, meeting Scholar Chang ... ai ... ai ...” [9] (p. 146)
上述例句是妞儿与英子玩耍至兴致盎然之时所哼的一句戏曲唱腔。妞儿自幼跟随养父学习京剧，被寄予成为日进斗金的京剧名角之厚望。因此，她对京剧唱词信手拈来。京剧，又称平剧、京戏等，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戏曲形式、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被誉为中国国粹之一，后来更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京剧唱腔抑扬顿挫、音韵悠长，不仅给人带来听觉和视觉上的享受，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和传承。
文中的唱词源于京剧《打花鼓》，其翻译难点主要有二：一是文中并未着笔墨对《打花鼓》的京剧身份予以解释，如若按原文内容意译而出，则容易被大多数对京剧知之甚少的目的语读者视作寻常内容，中华文化之京剧魅力难以传达；二是如何仅凭文字表达京剧唱腔之音韵美感。原句为京剧戏词，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唱腔婉转、余音悠长，因而翻译的重点更多地聚焦音韵美感和听觉效果的传达而非纯粹意义传递。译者主要采用音译、类比相结合的翻译方法。一方面，译者保留原文中将戏剧中的长音唱腔直接用文字呈现出来的做法，将“开门”及其对应的长音译为“o... o ... pening... o ... opening the do ... o ... or”，以实现余音绕梁的效果。另一方面，因英汉语在头衔、职位等方面的差异，译者将“张秀才”更换次序译为“Scholar Chang”，而后半句唱词中的“哀哀”又是“才”的长音，只得将“哀哀”音译成“ai... ai”以再现尾音拖长的唱腔并与前半句中的长尾音工整对仗。该译法在重现原文内容形式的基础上实现听觉效果的传达，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欣赏一场中国传统戏剧的视听觉盛宴。
3.2. 服务伦理
服务伦理将翻译视作一种商业行为，要求译者忠于客户、读者和作者。不同于再现伦理处理的是原文生产方(原文、原作者以及原作文化等)与译员之间的关系，服务伦理强调的是译员与译文使用者的关系，包括读者、赞助人等。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原文做出一定的调整，将目的语读者语言习惯、思维方式、文化习俗等视为重中之重。该译者主要采用了意译、对应以及省译的翻译方法以促进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
1) 意译
例4：从早上吃完点心起，我就和二妹分站在大门口左右两边的门墩儿上，等着看“出红差”的。[9] (p. 80)
译文：Right after breakfast, Second Sister and I hurried outside to stand on the two stone pedestals which flanked our gate, waiting to watch the parade of convict. [9] (p. 217)
例5：那个做九六公债的胡伯伯，常来我家打牌…… [9] (p. 88)
译文：Uncle Hu, a stockbroker often came to our house to play mahjong... [9] (p. 227)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伴随某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应运而生的一些特殊词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类词汇已经不再被广泛使用，原语母语者在进行广泛的查阅前都未必了解其意，如上述两个例子中的“出红差”和“九六公债”，便是这类特有历史词。“出红差”指将犯人带去刑场枪毙，因古时处决犯人砍头要见血而得名。“九六公债”是北洋军阀政府为清偿内外短期债务而发行的公债。在翻译这类词汇时，译者主要采用归化策略和意译法，选择目的语读者较为熟悉的“parade”一词，将前者译为“the parade of convict”，突出罪犯游行的动态过程而非处决犯人的结果；将后者译成“stockbroker”，把握词汇的实质意义，淡化词汇携带的时代特征，使之适应当代的翻译环境和读者的可接受程度以达意。
2) 对应
例6：她骑在车上像仙女一样…… [9] (p. 77)
译文：Riding on the bicycle, she would look like an angel... [9] (p. 214)
原语和目的语之间因地缘环境、文化习俗、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因素影响，通常不易实现完全对应。一些词汇难以按照原文字面意思翻译，在目的语仅可找到相似表达而不能实现形式内容兼顾的完全对应。原文中的“仙女”一词源于中国神话，指的是年轻的女性神灵，具有非凡的能力，纤尘不染、高雅脱俗，也常被加以引申用来比喻美好的女子。若直译其字面意义则丢失隐含意义，使得读者难以理解本体和喻体之间有何联系。意译虽能传递词汇意义，但读者对其了解仅限于知识层面，难以引发共情。而译者采用对应翻译法，选用目的语中与“仙女”一词部分对应的词汇“angel”。“angel”出自基督教、穆斯林、犹太教和其他一些神学，常扮演着神的使者和代理人，智力出众、能力非凡。“angel”与“仙女”皆出自宗教神学、共有美好品质、身份地位不相上下，较好地实现了词汇对应。该译法如实传达原文内容和隐含意义的同时，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和语言特色，以目的语中已有的类似表达翻译原文，使得读者对其心领神会。
3) 省译
例7：“林太太，你生英子十几岁？”
“才十六岁。”妈说。
兰姨娘笑了：
“我开怀也只十六岁。”
“什么开怀？”我急着问。
“小孩子别乱插嘴！”妈叱责我…… [9] (p. 86)
译文：“Mrs. Lin, how old were you when you had Ying-tzu?”
“Only sixteen.” Mama replied.
Lan I-niang smiled,
“I was also sixteen when I began to ...”
“What ...” I started to ask.
“Children should not interrupt!” Mama scolded me ... [9] (p. 224)
省译法指的是翻译过程中对不符合目标语思维、语言、文化等的词汇予以删除的方法，以追求译文精炼、地道自然。文中兰姨娘与母亲诉说心事，谈到彼此的感情、生育等情况，便用到了“开怀”一词，是古时形容女子第一次生育的委婉语。委婉语常作为禁忌语的替代而存在，如生、病、死、葬、性等禁忌事物，以求表达含蓄婉转。原语和目的语中委婉语常常难以对应，直译又徒有其表难达其意，意译则失原文之含蓄内敛。译者采用省译的翻译方法，以省略号代替原文中的“开怀”，传递原文委婉之意，为读者再现原文中华传统女性含蓄内敛的形象，且例子中的第一句便交代二人谈话主题，因而将后文中的“开怀”省译也不影响读者的理解。
3.3. 交际伦理
交际伦理关注的重点不再是“他者”的再现，而是注重翻译的交际功能，将他者视作可交流的对象，强调在合作基础上实现的文化沟通，关注作者与读者、原文和译文、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对话交流的实现。
原文为北京乡土文学著名作品之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文中存在大量承载中华文化以及地方特色的特有词汇，如特有神话词、特有地域词、特有食物词、特有习俗词等，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无法与译语对应，是跨文化交流的一大障碍。对于文中的承载中华文化特色的特有词，译者部分异化以再现原文语言特征和文化特色，部分归化以考虑读者可阅读性和读者期待。此处译者为促进原文生产方与译文接受方之间的沟通交流，主要采用音译加注和直译加注的翻译方式。以下面句子为例详细分析译者的翻译。
1) 音译加注法
例8：爸爸笑笑问我：“封神榜的洋画儿存完全了没有？”[9] (p. 65)
译文：Papa smiled and asked, “Have you finished your collection of pictures of all the legendary characters in Feng-shen-pang?”
The Investiture of the Gods, a legendary novel written in Ming dynasty, the background of which is in late-Shang and early-Chou dynasties [9] (p. 200).
原语和目的语之间存在文化空缺，承载一国文化及其地方特色的独有词汇往往难以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封神榜》又称《封神演义》，创作于明代，是一部中国古代神话小说，以商周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人间与神仙之间的斗争和封神的故事。其故事背景、人物形象、语言特色等皆彰显着独特的文化色彩。译者采用音译加脚注的翻译方法，将“封神榜”译为“Feng-shen-pang”使得原文流畅、可读性强；辅之以添加脚注，详尽解释“封神榜”一词的含义、来源和背景，以供目的语读者知识拓展之需，以行传播中华文化之便，从而实现跨语言的文化交流。
2) 直译加注法
例9：我想到去年七月半在北海看烧法船的时候，在人群里跟妈妈撒开了手…… [9] (p. 87)
译文：I remembered last July when we went to see the burning of boats at Beihai Park where I was separated from Mama by the crowds.
According to ancient custom, the Chinese people bum paper boats on the fifteenth of the seventh moon of the lunar calendar to console the spirits of drowned persons. [9] (p. 225)
在翻译文化特有词时，为了实现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译者常使用的另一大方法是直译加注释。例句中的“烧法船”指的是旧时农历七月十五日晚上为超度亡灵而焚烧纸船的习俗。习俗因地域、文化而异等，表示习俗的词汇亦然。为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译者需要将原文、作者以及原语文化意欲表达的内容以目的语读者可以理解的方式加以传达。文中，译者先是将“烧法船”一词按照字面意思直译而出，保证译文的流畅性，又在文中添加脚注对何为“烧法船”、何时以及为何等背景知识加以补充，既展现了原文独特的文化习俗，又给读者以良好的阅读体验，达成了语言、文化上的双重交流。
3.4. 规范伦理
规范是对翻译行为应当如何的丈量和约束。规范伦理源自描述翻译学，强调翻译要符合目的语文化规范和目的语读者期待[10]。汉英双语有意合、形合之别。汉语表达呈现言简意赅、句式松散的特点，而英语表达则换词求雅、环环相扣。因此，为了使目的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语言模式呈现原文，便于读者理解、接受以及信任译文，译者采用了归化策略，主要运用替代、转换、增译等方法开展翻译活动。
一般来说，英语更倾向于避免重复，强调语言形式上的多样化。原文中英子无意中得知秀贞竟是妞儿的母亲，带着她去找秀贞，又向她说着秀贞的事。在描述秀贞时，原文两次用到了“疯子”[9] (p. 44)一词，考虑英语对词汇多样性的追求，译者选用替代法，借助代词“that”将句子中第二次出现的“疯子”译出以使句意连贯、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
例10：“我呀，青草长起来，绿叶发出来，妈妈说，我生在那个不冷不热的春天……”[9] (p. 24)
译文：“Me? Mama told me I was born in the springtime when it’s neither cold nor hot, and the grass and the leaves begin to sprout.” [9] (p. 156)
译者在换词求雅的同时，也注重句式上的环环相扣。原文以时间和事理顺序来组词成句，是话题——评价型语言，以流水句、并列句居多，以意驭形，迂回婉转。译者在翻译时，采用转换法，以动词为核心、主谓结构为主线，将原文的零散短句译成复合句，使其结构工整、环环相扣，又增译连词“when”以厘清意义和逻辑关系，以形显意，地道自然，契合目的语表达习惯。
3.5. 承诺伦理
切斯特曼以“圣哲罗姆誓约”的形式陈述了承诺伦理的内容，相较于其他四种伦理，承诺伦理更为宏观，强调译者的道德和职业操守，是对翻译伦理的总的要求以及有力补充。该伦理中与上述四种伦理的共通之处则不再赘述。《城南旧事》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守翻译职业的道德标准，认真履行应尽义务、承担相应责任，极力保证翻译质量。齐、张两位译者为了呈现出好的翻译效果，定期与作者聚会，深入探讨文学问题，齐更是在病重住院期间仍坚持翻译[11]，如齐所说“我们这些牛啊，整天就是逐字逐句地推敲，真正努力地在做”[12]，足以看出二人对翻译的责任感之重。译者的职业操守不仅显现于文本外，文本内也有迹可循。译者本着认真细致的原则将原文中“雷万春”[9] (p. 24)音译而出，又补译原文中没有的内容“Medicine Shop”[9] (p. 155)，使读者一读便知其意，又如原文中第一次提到小伙伴喝的“三大枚一瓶的汽水”[9] (p. 59)，译者阅读下文得知汽水品牌为“玉泉山”时，又将前文增译为“Yu-chuen-san soft drink that sold for three coins a bottle”[9] (p. 194)。
4. 结语
翻译伦理研究蓬勃发展，为翻译研究和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深入分析《城南旧事》英译本中的翻译伦理、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效果，本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再现伦理为指导，采取音译、直译以及音译、类比相结合的翻译方法再现中国文化之精妙；以服务伦理为指导，借意译、对应以及省译增进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以交际伦理为指导，音译加注或直译加注，实现跨文化交流；以规范伦理为指导，善用替代、转换、增译等手段，符合译入语语言和文化规范；以承诺伦理为指导，秉承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感。极力平衡原语作者、译者和目的语读者，原文和译文以及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综上，翻译伦理研究对翻译研究和中国文学外译的指导作用值得重视。另外，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案例数量仍有待拓宽，对切斯特曼伦理模式的局限性以及五个维度之间的平衡性的研究有待深化。而且，翻译伦理研究以及切斯特曼对中国文学外译的指导作用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希望本研究能对翻译研究和文学外译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以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传播。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城南旧事》英译伦理研究
摘要：本文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依托，从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承诺伦理五个维度，分析《城南旧事》英译本中译者的伦理倾向、翻译策略及翻译效果。研究得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极力平衡原语作者和目的语读者、原文和译文以及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最大限度还原原文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实现文化上的交流互通。希望本研究能丰富《城南旧事》英译本及翻译伦理研究，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关键词：切斯特曼，翻译伦理，《城南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