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兴的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活力与创新力。凭借跨学科性、数据驱动性和技术创新性，翻译研究在数字人文视域下展现出蓬勃生机。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人文研究的不断深入，数字人文与翻译研究的融合将愈发紧密、深入，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正在深刻影响着翻译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翻译研究在数字人文浪潮中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从数字人文视域对翻译研究的范式演进路径进行全观分析，可厘清数字人文对翻译研究的影响，预测翻译学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数字人文，又被称为人文计算，是一门将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领域[1]，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和计算方法来解决人文领域的问题，拓展人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将数字人文与翻译研究相结合，通过大数据及数字技术的运用，揭示了翻译本质或翻译规律性特征，同时也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一)概念及特征

20世纪40年代，罗伯托·布萨神父首次将计算技术与人文领域相结合，开启了利用计算机技术处理人文领域文本的先河，被视为数字人文早期“人文计算”阶段的重要开端，标志着人类开始尝试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人文研究，以解决传统人文研究中面临的大规模文本处理难题。2012年，J. Unsworth在其著作《什么是数字人文，什么又不是？》中将“数字人文”定义为一种代表性的实践或者一种建模的方式，具有多学科交叉属性的数字人文[2]。

数字人文，以其跨学科性，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边界。在数字人文的大框架下，翻译研究不再仅仅拘泥于语言学与文学领域，而是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诸多领域深度交融。这种跨学科的互动与交流，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方法，有力推动着翻译学的创新发展。

数据驱动性是数字人文的突出特征。在数字人文视角下的翻译研究里，数据占据着核心地位。研究者借助收集、分析海量翻译数据，能够挖掘出翻译过程的规律与特性，为翻译实践和理论探索提供坚实支撑。

技术创新性同样是数字人文的一大亮点。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数字人文为翻译研究贡献了诸多创新工具与方法。比如，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翻译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给翻译研究带来全新机遇与挑战。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翻译效率与精准度，还为翻译研究开拓了崭新的领域与方向。

(二)发展阶段

数字人文的研究历程可划分为起步期、快速发展期和成熟期。第一阶段是起步期，时间跨度从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开始兴起，一些学者初步思考将其应用于人文领域的可能性，为数字人文的诞生奠定思想基础。信息检索技术开始发展，为后续人文数据的处理和查询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统计学方法也被引入文学与语言学分析工作中，开展词汇的检索、分类以及统计等操作。快速发展期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末。在这一时期，计算机的使用更加普遍，计算机在人文研究中的应用逐渐增多，如将语料库与数据库建设起来应用于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人文研究领域中。第三阶段是成熟期，始于本世纪初。该阶段计算机性能大幅提升、互联网普及和大数据技术成熟，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强大技术支持和丰富数据资源。数字人文研究范围迅速扩大，涵盖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几乎所有人文领域，如通过大数据分析研究历史事件的传播和影响。至此，数字人文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3]。

传统翻译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逐字对译，这种方式较为机械，更多关注语言层面的转换。后来逐渐发展到意译阶段，译者开始考虑如何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风格。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增多，翻译研究也越来越关注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译者意识到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之后，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不断发展，翻译研究开始了“数字转向”。

(一)语言学转向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在20世纪发展迅速。语言学范式下的翻译研究，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一系列语言学理论作为重要依据[1]。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语言分析的精确性，从词汇辨析、语法结构，到语篇的衔接，都力求精准把握语言要素在翻译中的转换规律。该范式强调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两个系统的对比研究，分析两者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异同，为翻译实践提供指导。除此之外，语言学研究范式还致力于从大量翻译实例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翻译规则与模式。总体而言，语言学范式着重聚焦于语言层面的对等关系与转换机制，以各类语言学理论为基石，深入探究翻译过程中潜藏的语言规律，钻研实用的翻译技巧。

通过利用语言学理论开展研究，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然而，该范式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语言学研究范式过于侧重语言内部结构，常将翻译视为单纯的语言转换，对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关注不足。其次，译者往往被视为语言转换的机械执行者，其个人风格、翻译目的、认知差异等主体性因素被边缘化，而且该范式的运用与翻译的实际应用场景存在一定脱节。

(二)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的重心从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对于不同语言文字符号间的翻译现象的研究，实际上是探究不同文化的传递与交流。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从文化层面上研究翻译，开始关注翻译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的作用，探讨翻译与文化身份、权力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其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

翻译研究正日益朝着文化领域拓展，其“文化转向”源于文化学派对文化的探索，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主义时期、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主义时期，以及之后的后结构主义时期。在文化主义阶段，文化的范畴得以拓展向大众文化。这一时期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多样性，把翻译看作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到结构主义阶段，文化研究的关注点转向剖析文本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而后结构主义阶段，则彰显出文化研究对文化多元性的重视，更加关注文本之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4]。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学派仍处在语言学框架内，直至1990年，巴斯奈特与勒菲弗尔共同编著的论文集提出“文化转向”这一概念，翻译中的文化研究才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5]。其中，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即重写”的观点认为翻译是一种具有强大潜在影响力的重写方式，可以为作者及其作品在源文化之外构建别样的形象。从文化转向的视角开展翻译研究，促使学界深入探究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

(三)数字转向：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新景观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人文研究的不断深入，数字人文与翻译研究的融合将愈发紧密、深入，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正在深刻影响着翻译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国外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发展历经语料库翻译学研究阶段和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应用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开始发展，可分为语言学分析时期和多元分析时期[3]。2017年左右进入文本数据挖掘应用阶段，通过运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促进翻译文本传播和翻译策略和方法的深入研究。

语言学分析包括翻译共性研究、译者风格和口译研究等领域。翻译共性研究旨在探寻翻译文本普遍存在的特征，不受特定语言对或文本类型限制。1993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Mona Baker教授发表《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深入挖掘语料库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并明确其具体范畴[6]。Mona Baker由此成为首位运用语料库技术验证翻译共性假设的学者。译者风格研究聚焦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的个人特色。以语料库等数字方法为依托，分析在词汇、句法以及翻译策略方面所体现的译者风格的不同。口译研究主要关注口译过程中的语言转换特点和规律。学者主要以口译语料库为基础，对于口译特征和口译规范开展研究。多元分析时期，研究者意识到单纯语言学分析的不足，开始引入多学科视角探讨翻译本质和翻译的规律性特征，实现研究维度的拓展。Vessey借助自建语料库，分析了语言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不同社交媒体翻译的影响[7]。

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翻译文本传播、翻译策略及方法的研究中。Kim借助可视化软件等数字人文手段，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多个译本展开分析，以此探究翻译文本的传播走向[8]。Michel则运用数据可视化工具，深入剖析《新青年》杂志上刊载的全部译作及其原文，还有前后关联作品，旨在判断该杂志在翻译作品选择标准上是否连贯统一[9]。

国内数字人文翻译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不过，以王克非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相继构建了平行语料库与翻译语料库，并以此为依托开展了诸多课题研究。胡开宝也对于语料库翻译学的定义、属性、特征、主要研究领域和重要意义进行系统的分析阐述[10]。至此，语料库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初步搭建完成，作为全新翻译研究范式的地位也得以稳固确立。

数字人文翻译研究大多聚焦于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领域三个层面。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胡开宝指出，数字技术的应用便于获取和分析有关翻译现象或事实的数据，实现了翻译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向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相结合的转变[10]。国内研究领域多注重翻译文本研究、译者研究、翻译史、翻译教学四个层面[1]。翻译文本研究是借助语料库等数字人文方法，将英译文本从多个维度进行研究，深入挖掘翻译活动中的语言转换规律和文化传递机制；译者研究是借助数字工具，研究者能够从海量文本中挖掘译者的语言习惯、风格偏好与翻译策略；以语料库和数据库的运用为支撑，对于翻译史进行分析研究，数字技术为翻译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多元视角；探讨数字人文作为教学研究方法如何促进翻译教学的发展或者如何提高译者的数字素养。

进入21世纪，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等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以及语料库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等新兴学科的兴起，促进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范式的生成，同时也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开阔了翻译研究的全球化视野。在数字人文的视域下，翻译研究正呈现出新的趋势，预示着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数据驱动和计算技术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日益成熟，通过使用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海量的翻译数据，揭示翻译过程中的规律，进而优化翻译策略和方法。数据科学为翻译研究带来的变革是全方位的。通过大规模语料库的建设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翻译过程中的语言使用习惯、翻译策略和风格等问题。数据科学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定量化的评估方法。通过建立客观的评估模型和指标，对翻译质量进行更加科学、准确的评价。

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例如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实现对翻译文本的自动分析，包括词性标注、句法分析等，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准确度和效率。此外，这些技术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如基于神经网络的翻译模型研究、多语种自动翻译系统的开发等。同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还能对翻译质量进行预测和评估。

(二)跨学科合作的深化

数字人文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翻译研究必须与其他学科进行深度合作。在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与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日益加深。这种跨学科合作不仅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首先，它融合了计算机科学与翻译学。在翻译过程中，会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文本挖掘、语料库建设等。例如通过软件工具快速提取文本中的关键术语，像翻译大型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时，这些工具可以帮助译者高效处理文本内容。其次，数字人文翻译涉及语言学和数据分析学科。从语言学角度，译者要考虑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法、词汇、语义等方面的差异；从数据分析角度，要对翻译文本的词汇频率、风格特点等数据进行分析。再者，它还和文化研究学科相结合。数字人文翻译需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概念表达、文化意象等，在翻译时需要进行适当的文化阐释，让译文读者能够准确理解其文化内涵。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在多个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文学翻译领域，数字技术被用于构建文学翻译语料库，分析不同译本的风格特征和文化差异。在专业翻译领域，计算机辅助翻译和机器翻译技术大大提高了翻译效率，特别是在法律、医学等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在文化传播领域，数字人文方法被用于研究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分析翻译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和影响。此外，数字人文还为翻译教学和培训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平台，如在线翻译练习系统、虚拟翻译实验室等。

(三)翻译研究的全球化新视野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翻译研究的视野也日益开阔。在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特定的语言或文化背景，而是更加注重全球范围内的翻译现象和文化交流。在全球化视野下，多语种与跨文化交流对于翻译研究的挑战显得尤为突出。

在数字人文视域下，不同语言之间的语法、词汇、语义等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因此，译者需要深入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同时，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差异也是翻译研究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渗透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各个方面。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忽视了文化差异，就很容易导致误解和冲突。因此，翻译者需要具备跨文化意识，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表达习惯，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恰当性。

全球化推动翻译技术革新，整合全球技术资源，数字人文技术也开阔了翻译研究的全球化视野。如利用大数据、机器翻译、人工智能辅助翻译等数字技术来分析和处理多语种文本，分析其在不同语言文化场景中的效果，提高翻译的效率和质量，从而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多语种与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当下，翻译研究的全球化视野意义重大，关注全球各种文化，重视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桥梁。

毋庸置疑，数字技术的发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方法和更加开阔的研究方向，但是，数字人文视域下的翻译研究仍然存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数据驱动探索、跨学科理论建构等问题需要解决，从而进一步推进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发展。

(一)数字人文方法运用待推广

翻译研究领域正处于不断革新与拓展的进程，数字人文方法作为融合了信息技术与人文研究的创新手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尚有待大力推广。目前，尽管部分前沿学者已尝试将数字人文方法引入翻译研究，如利用语料库分析翻译文本的词汇特征、句法结构，借助数据可视化技术展现翻译的历史演变轨迹等，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从整体学术生态来看，这些先进方法尚未在翻译研究界得到广泛普及。众多翻译研究者仍局限于传统研究范式，对数字人文方法的强大功能与潜力认识不足。并且除文本数据挖掘技术之外，译者对于其他数字人文方法的运用还有待加强。因此，之后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和要求，选用适当的数字人文方法开展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同时加大数字人文方法的推广力度，让更多学者熟练掌握并运用数字人文方法。

在翻译研究范畴内，数字人文方法的多元性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将这些方法加以综合运用，能够深度挖掘翻译现象背后的复杂规律与本质特征。语料库作为一种数字人文方法，在翻译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构建大规模的翻译语料库，我们可以精确统计不同译者对词汇、句式的使用频率，洞察特定时期翻译风格的演变趋势。可视化技术则能将语料库分析的结果以直观的图表、图形等形式呈现，比如用时间轴展示某一文学作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翻译版本变化，让抽象的数据变得清晰，帮助研究者更清楚地把握翻译发展脉络。同时，借助文本挖掘技术，从海量的翻译文本中提取关键信息，如主题词、文化负载词等，进一步剖析翻译与文化传播、社会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把这些数字人文方法有机结合，在翻译研究中，我们就能够从多个维度对翻译活动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打破传统研究的局限，为翻译研究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助力翻译学理论与实践实现创新性发展。

(二)数据驱动的探索性研究需加强

在翻译研究领域，数据驱动的探索性研究仍处于发展不足的状态。当下，翻译研究多依赖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从文本解读、理论阐释等角度出发，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翻译现象背后的规律，但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这种单一视角逐渐显露出局限性。数据驱动的探索性研究，借助海量的翻译文本数据、翻译实践记录等，能够从全新维度审视翻译过程与结果。然而，目前此类研究在翻译学界尚未得到充分开展。一方面，许多研究者缺乏处理大规模数据的技术能力与相关工具，难以有效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另一方面，学术传统与研究习惯的惯性，使得部分学者对这种基于数据的探索性研究方法持观望态度。这导致翻译研究错失了借助数据驱动探索性研究深入拓展边界、获得创新性成果的诸多机会，亟待引起学界重视并加以改善。

在翻译领域，加强数据驱动的探索性研究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可从多方面着手。在数据收集、管理与技术应用方面，要拓展数据来源，建立标准化数据库，提高数据质量和可用性，便于不同研究间的数据共享与对比。同时需融合多种分析方法，将语料库语言学方法与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相结合，助力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数据特征和规律，发现潜在问题和趋势。除此之外，要培养跨学科人才，使其既懂翻译理论与实践，又掌握数据科学、计算机技术；另一方面，要组建研究团队，集合翻译学者、计算机专家、数据分析师等多领域专业人员，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协同研究，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三)学科特色的理论建构待突破

在翻译研究领域，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建构亟待取得实质性突破。长期以来，翻译研究在理论层面多借鉴语言学、文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却未能充分整合自身独特的实践经验与学科特性，构建起一套专属于翻译研究的完备理论体系。翻译研究因数字人文的交叉属性，能够广泛吸收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概念，这虽然丰富了阐释视角，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还处在理论移植和概念嫁接的初步阶段[11]。当下，翻译研究领域迫切需要具有自身学科特色，从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转换机制、译者的思维决策过程、翻译与文化互动的复杂关系等核心问题出发，通过跨学科融合、实证研究以及对翻译实践案例的深度剖析，逐步凝练出具有高度针对性与普适性的理论框架。

随着翻译活动中不断涌现新方法、新程序以及新环境，翻译理论研究也必然会迎来新的发展。未来，数字人文技术更是会推动翻译理论构建新模式，基于大数据挖掘与描写生成理论，或许会有效促进翻译理论新模式的构建[12]。借助语料库技术构建大规模翻译语料库，能精准统计词汇、句式等数据，为翻译风格、规范研究提供依据；数据可视化技术将复杂数据转化为直观图表，助力理解翻译变化与文化影响，激发新思路；文本挖掘技术从海量非结构化文本提取关键信息，揭示翻译与文化传播、社会变迁的联系，为翻译理论文化转向提供实证。数字人文技术凭借多种手段，推动翻译理论研究走向科学化、精准化、多元化，助力催生创新理论成果，为翻译学科注入新活力。

(四)重新审视跨学科新定位

数字人文技术所具备的获取以及分析各类翻译数据的强大能力，甚至能够重新审视翻译学科的自身属性，以及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语言学领域，涉及语言接触、演变和规范化的研究；计算语言学中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方向；还有计算社会学的社交媒体大数据与跨文化交流等方面，数字人文翻译研究都有望发挥重要推动作用[12]。由此可见，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会愈发显著，数字人文的翻译转向正逐步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数字人文技术促使翻译学科从理论借鉴者，转变为与其他学科协同共进的参与者，最终达成互利共赢的局面。

数字人文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畴，使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延伸至文化传播、社会影响、跨文化交流等领域，进而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翻译在不同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数字人文运用跨学科的融合方式，打破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壁垒，使其与其他学科建立起紧密联系，从而推动学界重新定位翻译在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此外，数字人文还催生出新的研究方向，如机器翻译、翻译技术研究、翻译记忆库分析等。这些新兴方向要求翻译与计算机科学深度合作，促使翻译学科重新思考在科技时代的定位，以及如何与其他学科协同发展，强化了翻译实践与理论的联系，推动翻译跨学科定位在发展中持续革新。

上文对翻译研究的演进路径进行探索，翻译研究历经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到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新景观。数字人文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和新趋势，如数据驱动和计算技术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跨学科合作的深化以及翻译研究的全球化新视野，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数字化转型和跨学科发展。此外，数字人文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还存在一些新的问题，如数字人文方法的运用、数据驱动的探索性研究以及探索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建构等。未来，数字人文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应继续深化理论建构，拓展应用领域，增强与其他学科的双向作用，把握好数字人文翻译研究的新发展前景。同时，翻译研究者应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翻译研究的深度融合，推动翻译学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发展，为促进跨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互鉴做出贡献。

翻译研究的数字人文范式生成謭论

摘要：数字人文与翻译研究的融合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新发展。通过梳理数字人文的概念、特点以及发展阶段，文章对翻译研究的范式演进路径进行追溯，认为翻译研究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之后进入了数字转向阶段。文章重点分析翻译研究的数字人文范式生成表征，即数据驱动和计算技术的应用、跨学科合作以及全球化视野等新趋势。此外，还探讨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新议题和新前景，如数字人文方法的运用、数据驱动的探索性研究以及探索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建构等。数字人文范式为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翻译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翻译研究，数字人文，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