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外行为的实现路径具有多样性，然而无论采取何种具体形式，其成立都必须依托于特定的“恰当条件”来加以界定与阐释。命题内容与言外行为构成了语言意义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层面：前者指向事态的描述，其真伪可通过经验事实予以核验，因而属于真值语义学的考察范畴；后者则关乎话语的施为效力，话语所具有的言外之力决定了听者应当以何种方式解读该命题内容，它并不隶属于真值判断。而要使某一命题能用以实施某一言外行为，必须满足一定的限制性条件。根据Searle [5]总结的言语行为的“限制性条件”，笔者总结反讽施为的限制性条件如下：

1) 命题内容条件

a) 命题出现在一个句子或比句子更大的语段之中，这一命题言及一个关涉受讽者的事件、话语或特征。

b) 命题内容或信息意图具有非真实性。

2) 准备条件

a) 施讽者对此事件、话语或特征所持的态度与受讽者相悖，这一点施讽者事先就知道的。

b) 施讽者打算采用“非常规”的语言手段，并且相信受讽者能够辨认出其中的“非常规性”。

3) 诚意条件

施讽者的话语不具有诚意，其隐含的负面评价意义需要结合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才能确定。

4) 根本条件

说话者间接实施了一种贬抑性的言语行为。

在上面四个条件中，最为核心的是命题内容条件和诚意条件，因为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意味归根结底取决于话语内容是否与语境相宜，以及说话人是否实话实说(即是否具有诚意)。当某一话语的命题内容与语境相悖，说话人具有可识别的不真诚性，那么该话语就具有了反讽的潜势。

相较于直陈式的断言，反讽作为一种语用策略，提供了更为柔性的交际手段，从而能够有效消解话语的强制意味。它不直接彰显立场，而是通过迂回的表达方式，将发话人的主观立场隐匿于表层陈述之下。这种间接性赋予了受话人更大的认知空间，使其在解码过程中主动捕捉那些并未明说的弦外之音，在言语与语境的对立性差异中领会发话人的真实意图。反讽施为行为包括两个要素：指称和核心行为。根据直接和间接两个指标，上述两要素的组合方式有四种，均可构成具有间接施为性的反讽：

(一) 指称直接 + 核心行为间接。例如：

(1) 丁香把话茬接了过来，讥讽地说道：“哼，还能上哪儿住？除了我那儿就是大道！我说刘老根呀， 你们老刘家 有病 凭啥让 我丁香 吃药 ？”

(薛立业、万捷《刘老根》)

“你们老刘家”和“我丁香”均为直接指称，而“有病”和“吃药”在此处是隐喻，作为反讽的核心行为是间接性的。

(二) 指称间接 + 核心行为直接。例如：

(2) 纪昀道：“苏东坡之物，天下罕见，我怕我这宝物一露，和大人又要出高价来跟我强买强卖，我又如何抵挡得住了，各位都知道，和大人有的是钱，偏偏 我 又 贪钱 ，经不起诱惑，我一定会卖给他，这一来， 我 别想 讨好皇上 ，更别想 升官 了……”

众人大笑。

(文贵、邹静之等《铁齿铜牙纪晓岚》)

纪昀表面上在自嘲，实际上“我”间接指称“和珅”，核心行为则是直述，旨在揶揄讥讽和珅贪钱，只知讨好皇上，尽想着升官。

(三) 指称间接 + 核心行为间接。例如：

(3) 刘遵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为佐。既见，坐之独榻上与语。刘尔日殊不称，庾小失望，遂名之为“ 羊公鹤 ”。昔羊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氃氋而不肯舞。故称比之。

(刘义庆《世说新语》)

庾亮对刘尊祖的表现不甚满意，以“羊公鹤”称之，这是指称间接。根据典故，羊公鹤在需要展示的时候却“不肯舞”，庾亮称刘尊祖为“羊公鹤”，也是因为刘“不肯舞”——即没有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和识量，这是核心行为间接。当然，语例中“不肯舞”被省略，使得评价更为间接。

(四) 指称直接 + 核心行为直接。

这类反讽比较特殊，表面上，说话人在陈述一个事实，但由于此事实与情景语境不协调，并且此事实与社会普遍预期相悖，因此产生负面评价的反讽意义。比如在某个葬礼上，某人旁若无人地唱歌，你对他说：“你的歌唱得真不错”。这句话中的“你”是直接指称，“歌唱得不错”是直接表述的核心行为，表面上说话人在赞扬一个事实，而实施的却是一个言外意指行为——批评。

根据Palmer [6]，日常生活中我们说的大多数话都不是在陈述事实，而是在不断地对情境、人、物、事件、他人的话语等进行评价。评价帮助发话人传递对于其他人或事物的判断，表达同意或不同意、喜欢或厌恶、赞成或批评。

反讽态度是施讽者对描述对象(物、事和人)的评价态度，是施讽者对描述对象的情感、判断和鉴赏，是从受话人的视角根据语篇语言(包括口头和书面)揭示出来的。Labov [7]强调了评价的比较性质，即评价指的是任何能与常规(Norm)相比较的东西。在反讽性话语的评价体系中，评价资源被用来建立某一则反讽性话语的基调，而作为反讽认知心理基础的“反预期不匹配性”[8]即源于对常规的偏离。反讽性话语就其本质而言是评价性话语，是一种语用不真诚的隐含性负面评价。反讽性话语是命题内容与命题态度的结合体，其言外之意在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持否定态度。多数情况下，反讽是通过运用肯定积极的表达方式来实施否定贬责的评价功能，即批评，例如：

(4) 一位青年为了在女朋友面前显示才华，把自己的素描拿出来让她欣赏。

“不错。和我弟弟的水平差不多。”女朋友说。

“你弟弟是哪个美术学院的?”

“他长大以后想上美术学院，现在他小学三年级。”

(海笑主编《读者幽默》)

“现在他小学三年级”提供的语境信息消解了前文“不错，和我弟弟水平差不多”的字面褒扬，产生贬抑性评价。

那么比起直言批评，反讽性话语的攻击性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尽管学界已积累大量关于反讽的实证研究，但结论仍存在明显分歧。有研究发现，在针对他人进行批评的情境中，反讽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给人以“委婉”的感觉，反而因其曲折、含沙射影的表达方式，使受讽者在解读与回味中产生更强烈、更持久的屈辱体验，也就是反讽增强了攻击力度[9][10]。

另一部分研究则表明反讽具有润色功能，可以弱化字面言语所传递的意义，其攻击性较字面批评要弱，相应地，对受害者的负面影响也会较小[11][12]。

是什么因素造成如此迥异的实验结果呢？赵虹[13]认为，受批评者(即受讽对象)的在场与否，导致了实验结果的差异。如果受批评者在场，说话人采用反讽这种间接的话语方式，可以降低对受批评者的攻击力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受批评者的面子，避免直接冲突，这时的反讽起到了语用润色的效果。反之，若受批评者不在现场，反讽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语用效果，其攻击性显著高于直白的批评。这是因为，反讽的成功解读需要有共享的背景知识，在场的听者在解读的过程中心理上会不自觉地与施讽者结为同盟，从而形成对不在场的受讽对象的共同贬抑([12], p. 315)。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文学文本反讽，作者和读者是天然的同盟者。

van Dijk在他的《语篇与权力》[14]提出，权力出现在或贯穿于话语中，同时也是隐藏在话语背后的社会力量。反讽的要素之一是轻松自信的超脱感和距离感。此要素显示着施讽者的优越感和自信心，是施讽者认为自己高于受讽者，有能力控制受讽者的心理状态的表现。它使施讽者在评价和揭示讽刺对象时显得不动声色、镇定自若，形式上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印象，实际上却隐含着一种轻蔑的态度，意在嘲弄和挖苦讽刺对象。

反讽的运用与权势的确立和维护有密切的联系。使用反讽时，说话人表明他及其同盟者拥有比对手及其同盟者更为优越的权势地位，这是反讽能取得的非常明显的以言成事效果。权势是一个关系概念或者相互影响的概念。它所代表的是交际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不对称关系——一方拥有的权力和控制多些，另一方则会相对少些。日常交际中，如果一个参与交际者拥有优越的地位，其他参与者就会处于劣势地位。对这种劣势地位，当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这取决于他所处的文化或其他认知环境。通常，权势关系建立于文化造成的因素之上，比如社会地位、年龄、经济状况、教育程度等都影响着权势关系，语言的人际功能之一就是通过语气、情态、语调、词汇、句法等等顺应并反映交际者之间的权势关系。然而，在反讽交际中，语言往往表现为与规约性权势关系不相匹配，也就是语言表面上并不顺应权势关系。例如：

(5) 手机里立即响起夏雨潇的声音：“爸，你在外边吗？我往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

刘老根把脸撂下来，冷冷地说：“我在外边。干啥呀？”

“你把狗抱出来了吗？”

“抱出来了，你交代的任务，我敢不完成吗？”

(薛立业、万捷《刘老根》)

上例中，“儿媳妇向公公交代任务”是对规约性权势关系的背离，说话人通过表面“不顺应权势关系”的话语来激活听者内在的规约权势图式，以达到“纠偏”的作用。

由于常规权势关系的颠倒或偏离而造成了话语的反讽效果，但反讽含义如果得到正确的解读，原有的权势关系就会得以复原。这说明，反讽性话语中权势关系的“失衡”，只是一种语用策略，而其内含的权势关系实质上是稳定的、根深蒂固的。

反讽的另一个以言成事语用效果是“保全面子”。通过使用反讽，说话人一方面试图批评话语对象，另一方面又尽量使批评不要太过于显眼，从而为话语对象保全一些面子，这样就不至于招致剧烈冲突，所指对象也不至于太尴尬而奋起反抗。由于具有这么特殊的语用成事效果，反讽一直以来与礼貌联系在一起。尤其在礼貌理论[15]中，反讽被描写成一种保全面子的机制，一种非正式地行使威胁面子行为的次要策略之一。Leech (1983)提出了反讽原则，该原则依附于他所提出的礼貌原则。反讽原则的原理为说话人表面上装着有礼貌但他的意图则是不礼貌。Leech ([16], p. 82)对这项原则陈述如下：

“如果你一定要冒犯别人，至少应该以一种不公开与礼貌原则相冲突的方式进行，要使听者通过话语的含义，间接领会你言辞中的锋芒。”

使用反讽时，说话人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某项准则，造成了言和意的悖反或相异，但却有效地利用了礼貌原则。反讽由于形式上显得有礼貌，可以避免正面冲突，所以反讽常常用来替换公开的攻击、侮辱或批评。因此，反讽是一种矛盾统一体：既用于批评，又可缓解批评；既拯救了反讽对象的面子，又维护了反讽者自身的面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讽被称作是“拯救面子的机制”[15]。

例如：

(6) 苏峻时，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王丞相保存术，因众坐戏语，令术劝群酒，以释横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至于识者，犹憎其眼。”

(刘义庆《世说新语》)

横塘一役，孔群几乎命丧匡术之手。后来权臣王导出面欲重修旧好，孔群依然无法释怀。他以“鹰化为鸠”来暗指匡术，随即表明“犹憎其眼”的态度——即便老鹰变成了斑鸠，人们依然会对其冷厉的眼睛感到恐惧与憎恶。通过上述讽喻，孔群间接表明自己不愿和解的立场，同时又保全了主人王导的面子。

反讽是一种带有评价属性的言语表达，说话者既能借此传递对特定对象或事件的评判态度，又能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我身份与角色的确立。在反讽的解读过程中，持有相同或相似观点的人凝聚在一起，形成观念上的同盟；观点相异者相互疏离，形成“我们”与“他们”的区隔。而且，施讽者会为目标受众量身打造契合其认知的话语材料，促使他们在情感与态度上产生共鸣，进而接纳乃至认同施讽者所传递的价值判断。

参与反讽交际的人可以分为三大组：说反讽的人、反讽所指对象和在场的其他观众或听众[17]。当反讽交际进行时，受讽对象和在场第三方都可能认识到反讽意图，但并不是都同意并接受具体语境下的反讽。同意反讽使用的人自然就成为施讽者的“盟友”，否则就成为“非盟友”。例如：

(7) 贾秋壑会客，庖人进鳖。一客不食，曰：“某奉祀真武，鳖似真武案下龟，故不食。”盘中复有蔗，又一客曰：“不食。”秋壑诘其故。客曰：“某亦祀真武，蔗不似真武前旗竿乎？”满座大笑。

(冯梦龙《古今谭概》)

不吃甘蔗的理由竟然是“甘蔗像真武庙前的旗杆”，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位客人的用意在于讽刺前一位客人的矫情，“满座大笑”证明在场的其他人成为施讽者的盟友，赞同他话语中隐含的否定性评价。

施讽者施行的是间接性话语，需要推理才能得出讽刺语力，这就对受讽对象的语言理解力、相关知识丰富度、逻辑能力、情景解读能力都形成挑战。第三方(指听众或读者)如果成功解读出话语内含的反讽意义，便会觉得自己也优越于受讽对象，施讽者由此和第三方形成同盟关系。施讽者一方面表达了对命题内容的一种分离性态度，另一方面也意欲表达某些特定的含意，即他们心理上与同盟者融合但与受讽对象背离。

反讽属于施为性的言语行为，由于反讽性话语本质上是负面评价话语，因此很自然具有劝止功能。而且在特定的语境下，反讽的使用往往会产生比直言批评或温言劝说更为有效的劝止功能，这是因为具有以下三点策略方面的优势：

其一，突出想要否定的内容。

话语的言外之力和解读话语所花费的努力成正比，反讽性话语由于表达的技巧性和间接性，增强了话语的言外之力和文体效果，使得话语命题内含的对立性(包括话语成分之间的语义不相容、命题内容与语境之间的不相容)得以放大和突出，更能引起听话人的关注；

其二，增强话语的语用效果。

反讽属于反预期话语，并且由于反讽性话语的间接性，导致解读过程的延长，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所投入的努力越多，所抱有的期望就越高，期望落空后心理的失落感就越强烈，话语的语用效果就越强。

其三，表面的礼貌性有利于听话人接受批评。

反讽的礼貌性在于隐蔽地表达否定，这有利于维护交际双方表面上的和谐。这也是反讽的策略优势之所在，反讽批评的间接性，使得其内含的贬损意义具有可取消性，因此可以为人际关系设置缓冲地带，避免直接冲突。这也有利于降低听话人的抵触心理，使发话人隐含在反讽性话语里的批评性意见更容易被听话人所接受。

也正是鉴于上述的策略优势，古代人臣常常运用反讽来对主上提出劝诫。例如：

(8) 南唐时，关司敛率繁重，商人苦之。属畿甸亢旱，烈祖宴于北苑，谓群臣曰：“外境皆雨，独不及都城，何也？”申渐高曰：“雨不敢入城，惧抽税耳。”烈祖大笑，即除之。

(冯梦龙《古今谭概》)

申渐高为了达到劝止目的而运用了讽谏手段，收到正面表达所起不到的作用，这是因为他的讽谏话语在策略方面具有在上文已经分析过的三点优势，既表明了否定态度，又保全了烈祖的颜面，从而发挥了良好的劝止功能。

Muecke [18][19]根据反讽的明显程度把它区分为明示性反讽(Overt)、隐蔽性反讽(Covert)和个体性反讽(Private)。明示性反讽和隐蔽性反讽都必须为受话人识别才能发挥作用。个体性反讽与前两种类型明显不同，因为它并不是为了让交际对象认知和识别，只是施讽者的自娱自乐，属于自嘲性言语行为。自嘲性的个体性反讽属于表达类言语行为，对命题内容的真实性不作要求，命题内容可以是叙实的，也可以是非叙实的，施讽者的言语目的是一种情感体验的宣泄。例如：

(9) 第二天一早，马有坐夜车到了韶关。说也凑巧，前年冬天，他来韶关找冯斗，碰上戒严，结果人没找着，住了一两天就走了；这回来韶关，不知怎的，又是碰上戒严。他自怨自艾道：“上回戒‘盐’，这回又吃酱油，真不走运！”

(欧阳山《苦斗》)

本例中，威严肃杀的“戒严”，被主人公内心用谐音嘀咕成“戒‘盐’”，属于“降格”修辞手法，后文用“吃酱油”对其语义进行延展增强，以强化内含的否面评价。

可见，开玩笑和不当真常为自嘲式反讽的一个主要方面，它可以使人们防御现实所加于自己的痛苦和威胁，在自己受到冒犯时付之一笑。从施讽者心理上来讲，此时的笑源于其“由于和别人的缺点比较显出自己卓越而突然引起的自得”([20], p. 100)。

传统的反讽定义为：说话人试图表达与所说话语相反的意义。Kaufer [21]从心理修辞角度对此定义提出修正，主要是考虑到了说话人在心理语境中的评议策略问题。根据他的分析，反讽的相反意义被定义为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与从字面话语推导出来的假设所蕴涵的态度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即对立性。说话人通过此紧张关系暗示：说话人对实际所说的话语(即命题内容)不承担责任，对话语所描述的事态不承担责任，或者正如Bollobás [22]描述的那样，这类话语是用于构成一个半严肃的游戏(Semiserious Game)。这可以看成是说话人渲泄负面情感时的语用心理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施讽者无需以所说话语的命题内容的真实性作为前提，即无需使自己的话语符合客观现实。反讽性话语的命题内容可以真实，也可以不真实，但要求命题内容关涉受讽者(包括与受讽者相关的事件、言论或性状)，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手段隐性或间接地表达自己对命题内容的否定态度，与此同时，也宣泄了自己负面的情感。

反讽往往与幽默联系在一起，有一类幽默就叫做讽刺性幽默。在实际运用中，反讽与幽默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声、小品、情景喜剧中很多桥段，其幽默效果的产生即来自于反讽性话语，观众或听众的笑声是反讽性话语的言后之果，表明他们已经领会了反讽性话语的言外之力，以之为基点与施讽者结成同盟，共同对受讽对象传递负面评价信息。

反讽是言意悖反的对立性话语。说话人采用反讽是希望通过使听话人的期待模式落空而产生特别的作用，即：反讽意义是通过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与命题的字面意义所表示的态度之间的矛盾而产生。当听话人解读出说话人的反讽意图，反讽性话语可感知的对立性也即“乖讹”(Incongruity)被消解，认知张力得到释放，解读者就会产生恍然大悟的轻松感。但随后的情绪反应，会由于解读者具体交际身份的不同而不同：

(一) 解读者是受讽对象。

乖讹消解后的能量释放使受讽者产生受辱感，对受讽者而言此时反讽性话语无逗笑功能。大多数反讽属于此类，例如：

(10) 王钦若夫人悍妒，不畜姬侍。王于后圃作堂，名“三畏”。杨亿戏曰：“可改作‘四畏’。”王问其说。曰：“兼畏夫人。”王深以为恨，卒无嗣。

(冯梦龙《古今谭概》)

本例中，王听杨解释后，“深以为恨”，也就是“四畏”一说对王并没有产生逗笑功能，但第三者(如读者、现场旁听者)则不然，会随着反讽的成功解读而感到愉悦。

(二) 解读者是反讽性话语的观察者，如读者或听众。

因为读者(或听众)不是反讽交际的直接参与者，所以不会成为反讽性话语的攻击对象，即不会成为反讽的牺牲者，而是反讽性话语的观察者。反讽性话语对于观察者来说是一种智力和知识的游戏。反讽性话语的成功解读会让观察者产生与施讽者“同为一体”的感觉，如上文所说的在心理上形成同盟关系。反讽性话语的乖讹性同样会导致观察者情感能量的郁积，而反讽意图的成功解读即乖讹的消解会导致能量的释放，从而产生愉悦感，此时的反讽性话语实现逗笑功能。例如：

(11)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刘义庆《世说新语》)

本例属于第三者视角的篇章反讽。作者一开始详细描述现场气氛的热烈，宣讲者侃侃而谈，听讲者如醉如痴、鼓掌欢跃，宛如当今的巨星演唱会现场。然后作者话锋一转，以“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煞尾，前后之对比形成巨大的乖讹感，而这份乖讹感正是这则语篇反讽的幽默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