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Fauconnier & Turner (2002)提出的心理空间映射理论为核心框架[9]。该理论认为，意义建构是说话者建立相互联系的心理空间网络并进行认知操作的过程。关键步骤涵盖构建心理空间、开展跨空间映射、选择性投射到整合空间，并通过组合、完善和细化产生层创结构。在翻译语境下，原文文本激活译者心智中的一个输入空间(源语心理空间)，其语义结构包含显性语言符号及其激活的隐性认知元素(如潜隐的施事、受事、动作、关系)。译者需在目标语文化的语言认知框架下构建另一个输入空间(译语心理空间)，并通过跨空间映射，将源语空间中的关键关系(包括隐性的)有选择地投射至整合空间，最终通过完善和细化，生成符合目标语规范且尽量忠实于原文认知内容的译文。

战海英(2025)的研究指出，汉语习语因其认知机制特点，常在输入空间中包含隐性元素[5]。本文将这一观点具体化，聚焦于两类关键的隐性语义角色：潜隐施事义(implicit agent)与潜隐受事义(implicit patient)。潜隐施事义指在习语表层结构中缺失或被背景化，但理解其语义必须被激活的动作发出者；潜隐受事义则指缺失的、承受动作影响的对象。这些元素在汉语意合、强空间性的习语结构中常被隐去，但在英译过程中，由于英语形合、重逻辑主客体关系的特点，往往需要被显化(explicitation)处理。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具体问题：

1) 在莫言小说使用的汉语习语中，潜隐施事义与潜隐受事义的分布与表现形式有何特征？

2) 在葛浩文的英译过程中，这些潜隐元素通过哪些具体的认知操作与语言手段得以显化？其显化策略是否存在规律性？

3) 这种从潜隐到显化的认知转换，如何反映并印证了汉英习语语义认知机制的根本差异？

研究设计遵循“语料建构–操作规范–质量检验–价值判定”的递进逻辑，力求在样本代表性、编码客观性和解释信度之间达成平衡，使研究结论具备可验证性和可推广性。

3.3.1. 语料选取

本研究采用分层目的性抽样方法构建汉英平行习语语料库，具体方案如下：

1) 文本选择。从莫言小说中选取三部代表性作品作为语料来源：《红高粱家族》(2012) [10]、《生死疲劳》(2012) [11]及《变》(2012) [12]。对应英译本分别为Howard Goldblatt译Red Sorghum (2003) [13]、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2008) [14]及Change (2012) [15]。选择这三部作品的理据在于其涵盖莫言不同创作时期，习语使用频率高且类型丰富，且均有完整的葛浩文英译本可供对照分析。

2) 习语识别标准。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及《中国成语大辞典》(2013)的收录标准，识别符合以下特征的语言单位：① 结构相对固定；② 具有整体性意义；③ 包含成语(四字格固定短语)、惯用语(口语化定型短语)、俗语(民间流传的通俗语句)、谚语(总结经验的格言)及歇后语(含隐喻或谐音的两段式表达)五种类型。对于边界模糊的表达，由两位具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背景的研究助理进行独立判定，一致性达到92.3% (Cohen’s Kappa = 0.89)，分歧案例通过讨论解决。

3) 抽样方法。由于完全穷尽性收集工作量巨大且可能包含大量重复实例，本研究采用配额抽样法：首先通过完整阅读三部小说初步统计各类习语的总体分布比例(成语约占48%，惯用语20%，俗语17%，谚语10%，歇后语5%)，然后按此比例从每部小说中随机抽取习语实例，最终形成240个样本的语料库，其中成语120例，惯用语45例，俗语38例，谚语22例，歇后语15例，确保样本结构与总体分布基本一致。抽样过程中对每个习语标注其出现的作品、章节及页码，以保证可追溯性。

4) 可复现性保障。所有240个习语实例及其出处信息、英译文本已整理成电子数据库(可应审稿要求提供)，包含字段：习语原文、习语类型、出处(作品名 + 页码)、上下文、英译文本、译本出处，以便其他研究者复现或扩展本研究。

3.3.2. 分析流程

1) 在汉语习语中识别可能存在潜隐施事或受事义的实例，以该习语的整体语义理解是否依赖于一个未在字面出现的动作发出者或承受者为判断标准。

2) 比对葛浩文译文，观察译者如何处理这些隐性元素，标注显化手段，如补充主语/宾语、使用被动语态、增加介词短语、选用已包含施受事关系的英语习语进行套译等。

3) 对显化现象进行归类与定量统计，计算各类习语中潜隐元素的出现频率及各类显化策略的使用分布。

4) 结合心理空间映射理论，对典型译例进行认知过程逆向推导，描述从源语空间到整合空间再到译语空间的映射与完善操作。

其中，为减少流程(1)识别“潜隐元素”时的主观性，本研究制定了如下编码指南：① 替换测试。若将习语插入完整句子时，需要补充主语或宾语才能使句子语义完整且符合英语语法，则该主语或宾语视为潜隐施事义或受事义。② 语义完整性测试。若理解习语的核心语义必须推断出某个动作的发出者(施事)或承受者(受事)，但该角色未在字面出现，则判定为潜隐元素。③ 对比测试。将汉语习语与其英译文对照，若译文中显性添加了主语、宾语、被动标记或逻辑连词，而这些成分在原文中缺失，则原文存在相应的潜隐元素。

最小反例(用于排除误判)如下：反例①：“马到成功”：虽字面无施事义，但整体作为祝福语使用时，其语义焦点在“成功”这一结果状态，而非某个具体施事的行为，因此不标注为含潜隐施事义。反例②：“风平浪静”：描述自然状态的成语，无动作发出者或承受者，不涉及施受关系，不标注为含潜隐元素。反例③：“一心一意”：程度/方式类副词性成语，修饰动作而非描述动作本身，不标注为含潜隐元素。

标注一致性：两位标注员依据上述指南独立标注全部240个样本，初次一致率为89.6%，经讨论后达成100%一致。

3.3.3. 标注信度检验

为确保“潜隐/显性”标签及显化策略分类的有效性，本研究实施了以下信度检验：

1) 标注员间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由两名标注员(均为翻译专业高年级学生及2年以上翻译实践经验)依据编码指南独立完成全部240个样本的标注，包括：① 是否含潜隐元素(二分类)；② 潜隐元素类型(施事义/受事义/逻辑关系/多重)；③ 显化策略类别(A/B/C/D/E/未显化)。采用Cohen’s Kappa系数评估一致性，结果显示：潜隐元素识别K = 0.89 (p < 0.001，几乎完全一致)，显化策略分类K = 0.85 (p < 0.001，高度一致)。对于不一致案例(26例，占10.8%)，两名标注员与第一作者共同讨论并参照编码指南达成最终共识。

2) 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间隔四周后，第一标注员对随机抽取的60个样本(占总样本25%)进行重新标注，与初次标注的一致率达93.3% (Cohen’s Kappa = 0.90)，表明标注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3) 效度验证(Validity Verification)：为验证显化策略分类的构念效度，研究者邀请一名未参与标注的翻译学副教授对30个随机样本的策略分类进行专家评估，专家评估与标注结果的一致率为86.7%，差异主要集中在策略C与策略A的边界(如“补充主语 + 添加介词”的复合情况)，经明确以主要操作为准的原则后，达成一致。

上述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标注体系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3.3.4. 评价标准

分析以描述和解释认知转换过程为目标，采用定性判断与语境适切性检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重点考察显化是否成功传达了原文的语义内容和认知图式，即在心理空间映射过程中，源语空间中潜隐的施事义、受事义及逻辑关系等认知元素是否被准确识别、完整投射并有效重构；同时考察显化方式是否符合英语表达规范与语境需求，包括补充的主语、宾语或连接成分是否自然地嵌入目标语句法结构，是否与上下文保持语义连贯，是否满足英语读者的认知期待与阅读习惯。评价过程中综合考虑译文的信息完整性、结构合理性、语用得体性及读者可接受度，力求在忠实性与可读性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通过对语料库中筛选出的包含潜隐施事义或受事义的习语实例进行分析，可获得其在不同习语类型中的分布情况(见表1)。

表1.习语类型及潜隐元素分布

为检验不同习语类型中潜隐元素分布的差异性，本研究采用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五种习语类型在是否含潜隐元素上的分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χ² = 2.14, df = 4, p = 0.71 > 0.05)，表明潜隐元素在各类习语中具有普遍性。

关于显化程度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本研究将“显化程度”操作化为三级量表：0 = 未显化(10例)，1 = 部分显化(仅显化部分隐性元素或采用隐含式显化如套译，共73例)，2 = 完全显化(所有隐性元素均通过补充名词/代词、被动语态或介词/连词等方式显性表达，共84例)。将“文化负载”依据Aixelá (1996)的文化专有项(culture-specific items)理论分为三级：高(含历史典故、地域特色的成语/谚语，如“围魏救赵”)，中(含一般文化意象的惯用语/俗语，如“马靠雕鞍”)，低(文化中性或具跨文化共性的表达，如“杀人不眨眼”)。由两名标注员独立评定文化负载等级，一致性达88.0% (Cohen’s Kappa = 0.84)，分歧通过讨论解决。

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检验显化程度与各因素的关系，结果如下：

1) 习语类型与显化程度：成语的显化程度(M = 1.68, SD = 0.52)显著高于歇后语(M = 1.33, SD = 0.62)，rs = 0.19，p = 0.004，效应量为小到中等。

2) 文化负载与显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rs = 0.34, p < 0.001, 95% CI [0.22, 0.45])，文化负载越高，显化程度越高，效应量为中等，这可能是因为高文化负载习语需要更多语境补充以确保目标语读者理解。

3) 叙事语境(操作化为：对话vs.叙述vs.心理描写)与显化程度：方差分析显示三种语境下显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F(2,164) = 5.67, p = 0.004, η² = 0.065)，事后检验表明对话中的显化程度(M = 1.82)显著高于心理描写(M = 1.48, p = 0.003)，这可能与对话需要明确主体有关。

综上，显化程度与习语类型、文化负载及叙事语境均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支持了本研究关于显化策略受多重因素动态调节的论断。

表2进一步对显化策略进行了分类统计。

表2.显化策略及心理空间操作

为进一步阐明显化策略的认知理论基础，现将每种策略类型与心理空间理论的核心操作进行明确映射[9]：

策略A (补充施事义或受事义)对应心理空间的“完善”(completion)操作。诊断线索：译文中出现了原文字面未涵盖的名词性成分(如humans，people，me，someone)且该成分承担主语或宾语的核心论元角色。认知机制：译者在整合空间中激活背景框架知识，将源语空间中因高语境而省略的参与者角色显性投射至目标语空间，以满足英语论元结构的完整性要求。此操作体现了从“场景依赖”到“语言显性编码”的认知转换。

策略B (使用被动语态)对应“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操作，即改变语法视角。诊断线索：译文使用“be + past participle”结构，且该被动主语对应原文中的受事论元，而原文无被动标记词“被”。认知机制：汉语习语常采用“受事–动词”的话题–述题结构，隐含被动语义；英译时需通过语态转换，将整合空间中的受事角色配置为句法主语，并通过被动形态显性标记其受动性质，这是一种典型的“视角–焦点”重构操作。

策略C (增加介词/连词)对应“关系显化”(relation elaboration)操作。诊断线索：译文中出现原文未包含的功能词，如for (受益)，by (施事) when/if (时间/条件)，because (因果)等，且这些词明确标记了事件参与者或命题间的语义关系。认知机制：汉语意合特性允许语义关系通过并置和语序隐含，译者需在整合空间中将这些隐性的概念关系通过目标语的语法化手段显性表征，使英语读者能沿明确的逻辑路径进行顺序扫描式理解。

策略D (套译)对应“跨空间类比映射”(analogical mapping)。诊断线索：源语习语与目标语习语在字面形式上可能完全不同，但在图式结构或概念隐喻层面高度对应，且目标语习语自身已编码完整的论元关系。认知机制：译者在两个输入空间之间建立深层的结构对应关系，跳过逐字映射，直接激活目标语中认知等效的习语框架，该框架本身包含显性的主客体关系，从而“继承式”完成显化，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整合操作。

策略E (释义)对应“解构–重构”(decomposition-reconstruction)的综合操作。诊断线索：译文放弃了源语习语的字面意象和结构，改用多词组或完整句子重新描述其核心语义，必然包含完整的论元和关系标记。认知机制：译者将源语空间中的压缩性整体图式解构为基本语义单元，在整合空间中依据目标语的认知习惯和句法规范重新组合，生成全新的语言表征，所有原本潜隐的角色和关系在重构过程中被迫显性化，这是最彻底的认知转换模式。

上述映射关系表明，表面上的显化策略差异，本质上反映了译者在不同情境下选择不同认知操作路径的决策，而所有路径均指向同一目标：将汉语“压缩–隐含”的认知模式转换为英语“展开–显性”的语言表征。

本部分将依据潜隐元素的语义属性对其显化路径作分类考察，并以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译例为线索展开认知层面的细读与对照分析，从而更清晰地揭示不同语义角色在心理空间映射中的激活条件、推演链条与表征转换规律，同时为后文的类型归纳与机制讨论奠定解释框架。

4.2.1. 潜隐施事义的显化

汉语习语，尤其是四字成语和惯用语，常以无主句或泛称主语形式出现，具体施事义需从上下文推断。在翻译中，译者必须将这一隐含施事义在整合空间中“完善”，并投射至英语句子中通常不可或缺的语法主语位置。

例1：人凭衣衫，马靠雕鞍。(《红高粱家族》，2012: 173) (谚语)

译文：Humans need nice clothes, horses require a fine saddle. (Goldblatt, 2003: 191)

认知过程分析：源语空间输入了一个对比性的经验图式，两个分句均省略了泛指的施事义(“人们”、“马匹”)。在跨空间映射时，源语空间中的隐性施事“人”和“马”被识别并投射至整合空间。在完善阶段，根据英语“主谓”结构的强制要求，这些施事义被显化并确立为句子的主语“Humans”和“horses”。同时，隐含的动作关系“凭”、“靠”被具体化为“need”和“require”，其受事义“衣衫”、“雕鞍”则被显化为“nice clothes”和“a fine saddle”。整个转换清晰展示了从汉语意合性并列短语到英语形合性主谓句的认知重构。译者在整合空间中不仅补充了主语，还选择了能够准确传达依赖关系的动词，使原本凝练的谚语在英语中展开为逻辑清晰的对比句式，实现了从潜隐到显化的成功转换。

4.2.2. 潜隐受事义及被动语义的显化

汉语习语中，受事义常作为话题或隐含成分出现，被动语义也常无需“被”字标记。英译时，常需将隐性受事义提升至主语位置并用被动语态，或补充出受事义宾语。

例2：千里姻缘一线穿。(《生死疲劳》，2012: 451) (歇后语)

译文：People fated to be together are connected by an invisible thread. (Goldblatt, 2008: 28)

认知过程分析：源语空间呈现了一个浪漫的因果图式：遥远的姻缘被一条线贯穿。其中，“姻缘”是受事义，“穿”的动作隐含了一个超自然的施事义(如“命运”)。在映射与整合过程中，译者将“姻缘”具体化为“People fated to be together”(被命运安排在一起的人们)，并将其确立为整合空间的核心参与者。动作“穿”被映射为“are connected”，并以被动语态呈现，巧妙地规避了补充一个可能显得突兀的超自然施事义(如“fate”)，同时用“by an invisible thread”保留了“一线”的工具角色。此例完美展示了如何将汉语中主动形式但隐含被动关系的表达，通过被动语态将潜隐受事显化为主语。译者的处理充分考虑了英语读者的认知习惯，通过被动结构将焦点置于“人们被连接”这一状态，而非强调“谁在连接”，既符合原文的浪漫意境，又满足了英语对受事主语的偏好。

例3：杀人不眨眼。(《红高粱家族》，2012: 119) (惯用语)

译文：…who could kill without batting an eye. (Goldblatt, 2003: 139)

认知过程分析：此例代表了另一种处理方式。汉语“杀人不眨眼”字面上“人”是受事义，但整个结构描述的是施事义(杀手)的特性。源语空间的图式焦点在施事义的冷酷，受事义“人”是泛指的、融合在动作中的。译者并未将“人”显化为“kill people”，而是直接映射到英语习语“kill without batting an eye”。在目标语心理空间中，该习语作为一个固化的构式，其受事义同样是隐含的、泛指的。这是通过策略D (套译)实现的认知对接，源语与目标语的习语在认知图式层面高度对应，使得潜隐的受事义在两种语言中得以保持相似的隐现状态，避免了不必要的显化。这反过来说明了显化并非绝对，当认知图式高度匹配时，隐性可以得以保留。译者精准把握了两个习语在表达“冷酷无情”这一抽象概念上的共性，通过套译实现了意义传递与形式经济性的双重目标。

4.2.3. 潜隐动词与连词关系的显化

战海英(2025)指出的隐性动词与连词元素，在翻译中也常需显化，以构建英语所需的完整句法框架[5]，这间接影响了施事–受事关系的明晰化。

例4：买卖不成仁义在。(《红高粱家族》，2012: 24) (俗语)

译文：Even if you can’t agree, you mustn’t abandon justice and honour. (Goldblatt, 2003: 29)

认知过程分析：源语空间呈现了一个商业伦理的劝诫图式，包含两个并列的事态：“买卖不成”与“仁义在”。汉语通过语义对比和并置直接传达了让步–转折的逻辑关系，无需连词标记。“买卖不成”中隐含了施事义(交易双方)，“成”为动词，“仁义”中“在”也是动词，但整体关系依靠意合呈现。在映射至整合空间时，译者识别出这一隐性的让步逻辑，通过添加让步连词“Even if”将其显化。同时，补充了泛指施事义“you”，并将“买卖不成”转化为“can’t agree”(不能达成一致)，使施事义和动作均显性化。“仁义在”被转化为“mustn’t abandon justice and honour”(不能抛弃正义和荣誉)，通过情态动词“mustn’t”和动词“abandon”的组合，将原本名词性的“仁义”转化为动作客体，使整个句子在英语中形成完整的“施事–情态–动作–受事”结构。这一显化过程不仅补充了隐性的主语和连词，还对动词结构进行了重构，充分体现了英语形合语言对逻辑关系和句法完整性的要求。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不同类型习语中潜隐元素的显化模式，我们选取五类习语的典型范例进行细化对比(见表3)。

表3.显化认知机制典型范例

表3综合展示了五类习语中潜隐元素的多样性与葛浩文显化策略的灵活性。从成语到歇后语，虽然潜隐元素的具体表现各异，即有的是缺失的施事义，有的是隐含的逻辑关系，有的是未明确的受事义，但译者都能够根据不同习语的认知图式特点，在整合空间中进行针对性的完善操作。以成语“围魏救赵之计”为例，译者保留了异化的音译核心，但通过添加“ploy”这一英语名词，使“计”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策划行为，潜在的施事义(使用此计者)和受事义(敌方)虽未直接显化，但通过“ploy”的语义框架被激活。惯用语“心惊胆战，疑神疑鬼”通过释义法进行了彻底的认知重构，将描述心理状态的四字短语转化为包含体验者“me”、心理活动“quaking”和恐惧对象“what might happen next”的完整心理事件，所有潜隐元素均得到显化。俗语和谚语的显化则侧重于逻辑关系的明晰和施事主体的补充。歇后语的显化最为巧妙，通过补充指示代词“That”将前文情境作为比喻的本体引入，使歇后语的比喻结构在英语中得以完整呈现。这些范例充分说明，无论潜隐的是施事义、受事义还是逻辑关系，译者都能够通过在整合空间中完善认知图式，并将其适配于英语的句法–语义框架中，从而实现从潜隐到显化的顺利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