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丈记》的前六章，即“流水泡沫”、“安元大火”、“治承旋风”、“迁都福原”、“养和饥馑”、“元历大地震”这六个章节中，鸭长明回顾过去，生动描述自己亲身感受到的“世间不可思议之事”， [3] 以此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实况。本节通过文本分析的手段对这六个章节进行考察，分析促成鸭长明开启遁世生活的社会体验因素，探究社会体验因素对鸭长明的观念产生了何种影响，在此基础上剖析鸭长明“遁世观”的特征。

“浩浩河水，奔流不绝，但所流已非原先之水。河面淤塞处泛浮泡沫，此消彼起、骤现骤灭，从未久滞长存。世上之人与居所，皆如是。” [3]

“繁华京都，铺金砌玉，豪宅鳞次栉比、甍宇齐平。无论贵贱，所居宅邸看似能世代流传，然细加寻访，可知往昔古屋留存者甚罕。或去岁遭焚，今年重建；或豪门没落，变为小户。居者亦相同。虽居处未变，人丁见旺，但昔日相识者，二三十人中仅余一二。朝死夕生之常习，恰似泡沫。” [3]

如上所述，首先，在第一章“流水泡沫”中描述道，看似能代代传承的居所，却因遭遇火灾而被完全烧毁，只能重建；而原先的大户人家也可能随世事变迁衰落成小户，不可能永远保持最初的模样。此外，不仅是居住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人也一样，生来就会死去，人的生命最终也会消失。从《方丈记》开头这一部分的叙述便可窥探鸭长明对“世间”的思考方式，他认为人们的“居所”和“人”的命运都像“泡沫”一样变幻莫测，世事无常。鸭长明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思考，都是基于“无常观”展开的。

“安元三年四月廿八日夜，烈风劲吹，呼啸不宁。戌时许，自京都东南起火，迅即延烧至西北，旋又波及朱雀门、大极殿、大学寮、民部省各处，一夜间过火之地俱成灰烬。” [3]

“人之营生，皆入于愚中。京都如此危境，却耗尽资财、煞费苦心建屋盖楼，当真无谓至极。” [3]

如上所述，在第二章“安元大火”中，鸭长明先是详细记录了起火点、火势的蔓延趋势和火灾造成的损失。此外，对于火海中逃生的人们也有相应描写。困于火海的人们“或受烟熏倒地或卷入火舌烧死或尽弃家财孤身逃命”， [3] 有的奋力尝试逃离火海，却已身无一物，还有的被凶猛的火势重重包围，直到无法起身，甚至葬生火海。文中关于火势的描写与困于火灾之人的描写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紧接于火灾的描写之后，鸭长明又道出自己内心所想，如上所述，鸭长明认为，平安京城中木制房屋密集，一旦发生火灾，难以避免火势的蔓延燃烧。而在危机四伏的平安京中耗费财力和精力，为建造房屋与经营日常生活而煞费苦心，这在鸭长明看来，是毫无意义与价值的。这也透露出，鸭长明思考事物的方式有着较为极端的倾向。即鸭长明的“无常观”，是带有消极倾向的“无常观”。

“卑微之农夫与樵夫，亦精疲力尽，无法伐薪担柴，城中柴火随即奇缺。饥寒交迫者不得不自拆屋宅，将木材拉去市集出售。只是一人所售柴火，仅够延一日之命。更有怪事发生，那薪柴中，竟混杂有包含赤丹涂料、金箔银箔之木。质问之下，才知是走投无路者入古寺偷盗佛像，毁坏堂上佛具后，劈成碎块充作薪柴出售。” [3]

如上所述，在第五章“养和饥馑”中，熬过养和元年饥荒的人们，满怀希望期盼着第二年饥荒能够平息，然而饥荒非但没有停息，瘟疫的侵袭却接踵而至，世人们陷入悲惨的境地。精疲力竭的农夫和伐木工无力砍柴，市面上连柴火都变得稀缺。陷入极限状态的人们甚至去古寺中偷盗佛像、佛具，将其充当柴火贩卖。这种对于神佛的不敬行为，本是理应谴责的可悲可恨之事，鸭长明却轻描淡写，用平淡的笔致记录了饥荒之下的人们为了生存所采取的不惧神佛的行动。可见，鸭长明的目的并非谴责在灾难中受苦受难的人们，而是为通过描述社会弱势群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从侧面流露出对当时社会和政治形态的失望。

在《方丈记》的前半部分，鸭长明通过记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天灾人祸，阐述了他选择遁世前所经历的社会体验。笔者通过文本分析的手段分析了社会体验因素对鸭长明的观念产生了何种影响，结论如下：其一，鸭长明在亲历了数次天灾人祸之后，切实感受到了“世间”的无常和虚幻，对“世间”总是基于“无常观”来思考。其二，灾难体验在鸭长明的性格中留下了极端思考事物的倾向，可以说他的“无常观”是带有消极色彩的“无常观”。其三，鸭长明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深感失望，因此厌世情绪更加高涨。

鸭长明在《方丈记》中详细描写了五大灾害所带来的无常体验，从中以社会体验因素为切入点，分析其对鸭长明观念的影响，可以窥见其“遁世观”。但关于鸭长明的个人经历，《方丈记》中只简单提及，没有详细记载。为了更好地把握鸭长明选择遁世生活的原因，本节将追溯鸭长明的个人经历，从中窥探鸭长明的“遁世观”。

鸭长明的父亲鸭长继曾任下鸭神社之摄社――河合社的祢宜，而后年纪轻轻即担任了下鸭神社最高等级的神官――正祢宜?官，是个颇有才能的人物。 [1] 1161年，鸭长明受到高松院的赏识，被册封为从五位下。1172年左右，鸭长明之父鸭长继去世，从此鸭长明失去了神官父亲的庇护。1175年，继任鸭长继正祢宜?官之位的鸭?季与延历寺发生土地纷争，导致鸭?季下台。此后鸭长明与鸭?兼争夺继任之位，但最终败北。 [4]

1201年，鸭长明47岁时，再次迎来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以歌人闻名的后鸟羽上皇看中了他的歌唱才能，命他作为寄人进入和歌所。受命于和歌所的第3年，即1204年，鸭长明的功绩受到后鸟羽上皇认可，欲提拔鸭长明为下鸭神社之摄社――河合社之祢宜。但是，由于下鸭神社的鸭?兼推举其长子鸭?赖出任，鸭长明的提拔之事遭遇其强烈反对，鸭长明的出任之愿最终未能实现。至此，鸭长明以神职入世的升迁之路被阻断。 [4] 鸭长明作为神社的候补继任人出生，却遭遇了父亲的死亡，从失去了神官父亲对自己入世之途的庇护，再到几次的入世尝试都未能如愿。以上述两个因素为契机，陷入失意境地的鸭长明选择出家，开始了遁世生活。

鸭长明的遁世多少带有一种不情愿的悲哀。 [5] 在入世之路上屡遭挫折的鸭长明，又被切断继承父亲神职的唯一道路，出人头地的梦想就此破灭。其遁世原因，具有逃避现实的倾向，是带有世俗色彩的。可以说，鸭长明并非为了领悟佛教的“无常观”而出家修行。相反，入世之路的不尽如人意才是促成他选择开启遁世生活的主要原因。换言之，鸭长明的遁世，是以出家的形式，让自己的身体远离“世间”纷扰，而内心则尚未真正领悟佛教的“无常观”，也尚未来到达观的境界。因此，鸭长明的“遁世观”所表现的内涵之一是，尽可能远离俗事，通过摆脱“世间”纷扰来寻求心灵的慰藉。

《方丈记》的后半部分记录了鸭长明出家后的遁世生活。记述的内容包括草庵的构造、装饰及其周围环境，此外还有鸭长明遁世时修行和娱乐的方式，以及对遁世生活的感想。这些都描绘了他在日野山闲居时的生活图景，刻画了“遁世者鸭长明”这一人物形象。接下来，本文将着眼于《方丈记》的后半部分，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实际的遁世生活中窥探鸭长明的“遁世观”。

“南面则铺设竹箦子；西面搭阏伽棚；北侧隔着障子，安置阿弥陀绘像，旁挂普贤菩萨绘像，阿弥陀绘像前置《法华经》。东首靠墙壁处，铺干燥长蕨穗为床。未申方悬吊竹架，内置三件黑色皮制小箱，分收和歌集、管弦乐书、《往生要集》。小庵一隅倚立琴、琵琶，乃便于分解之琴、琵琶。” [3]

如上所述，在第九章“方丈庵”的记述中，一一介绍了放置在庵中的物品。其中，“阏伽棚”、“阿弥陀绘像”、“普贤菩萨绘像”、“法华经”、“往生要集”等佛教修行所必需的物品占了一半，而与修行无关的“和歌集”、“管弦乐书”和“琴”、“琵琶”等物品也出现在草庵之中。从这里可以看出鸭长明的遁世生活并非纯粹的佛道修行，其中也包含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成分。

“倘念佛烦扰，读经不能集中精神时，便尽情休憩。即便懈怠，亦无人妨碍，更无人耻笑。虽独身幽居，可不修无言，但口业当修。禁戒不必守，因无境界，何来破戒？” [3]

再者，上述引用的句子记述了鸭长明的修行实践，从中也能窥见鸭长明对佛教修行的个人见解。如文中所述，鸭长明认为如果不想念佛，无法专心诵经的时候，便可自然而然地休息，随性地放松。同时，鸭长明认为，“破戒”的原因并不存在于“境界”之中，而是在于“境界”的存在本身。 [6] 可见，鸭长明在方丈之庵中的修行实践，与佛教所强调的正道苦行――刻苦自励、检束身心，精于道业修持之内核还相去甚远。而将破戒的原因归结于“境界”的存在本身，认为不设“境界”，便无“破戒”，实则是鸭长明为使自己修行实践正当化而做出的解释。可以说，鸭长明的出家遁世并非纯粹为了专心求道。

“晨起远眺冈屋过往航船，恍觉己身如白波舟迹，盗得沙弥满誓之风情。黄昏风吹枫叶，遥想浔阳江，乃效源都督弹奏琵琶。又有余兴，和松涛抚一曲《秋风乐》，再和水声操一首《流泉曲》。艺虽平平，却非为取悦人耳。自弹自咏，自养心性。” [3]

此外，第九章《方丈庵》的结尾部分生动地描绘了鸭长明闲居于方丈之庵时吟诵诗词和弹奏琵琶的模样。如上文所引，鸭长明通过独自弹奏琵琶，独自唱歌的方式来陶冶情操，抚慰自己的心灵，这在第九章《方丈庵》的结尾有明确的叙述。也就是说，在鸭长明的遁世生活中，独善其身的意味较为深刻。

总而言之，剖析鸭长明的“遁世观”，很难说其中包含了将佛教修行这一行为本身作为遁世生活本分的传统思想，其修行实践中求道修行的色彩较弱。而另一方面，却常常能见到其修行实践中追求心灵慰藉的成分，相较于求道修行，其中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色彩反而更加浓重。

“不与外人交，则破衣陋颜，亦不必羞惭。乏粮时，虽粗菜劣果亦觉美味。” [3]

“偶赴京都，则羞己身如乞丐，然一归小庵，又怜世人奔波俗尘。” [3]

第十一章“闲居之思”中记述了鸭长明的这一想法：偶尔去京城的时候，会为自己的寒酸窘态感到羞耻，但回到方丈之庵时，又会对生活在俗世之中而风尘碌碌的人们心生怜悯。可见，鸭长明认为“世间”为沾满俗尘之地，其所回避的“世间”，一方面，是自己所厌恶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无法容纳自己的地方。

然而，如果鸭长明真心认为闲居于方丈之庵的遁世生活是理想的，便也不会羞愧于自己的朴素穿着，更不应该认为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乞食者”。若鸭长明能发自内心安于清贫的遁世生活，自然也不会认为自己的“破衣陋颜”需要以“不与外人交”为前提方能“不必羞耻”。因此，在鸭长明的“遁世观”中，共存着两种自相矛盾的成分。其中，一种是追求自己内心的安定，坚定遁世之理想，继续维持眼下遁世闲居生活的想法。而另一种想法则是对眼下遁世生活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是否应该继续维持目前遁世闲居的生活状态有所反思。

另外，脱离《方丈记》的文本，从鸭长明的个人经历切入来看，也能窥见其“遁世观”中同时并存着出家与入世这种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1211年，当时鸭长明正过着遁世生活，却接受了飞鸟井雅经的引荐，出山前往镰仓，拜见同样对和歌情有独钟的时任将军源实朝，希望能受到赏识，借此机会再次入世，以求出人头地。然而源实朝实为镰仓幕府的傀儡将军，地位风雨飘摇，鸭长明意识到自己难以通过这条道路一展抱负，百念皆灰。关于这段遁世期间再次为追求出人头地而出山面见将军的经历，《方丈记》中并没有记载。虽然，出山入世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通过这一事件也足以断定，在鸭长明的“遁世观”中，入世与出家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想法始终并存。

至此，本节基于《方丈记》的文本和鸭长明的实际经历，剖析了鸭长明的遁世生活，总结了鸭长明的“遁世观”。总而言之，在鸭长明的“遁世观”中，并没有强调佛教修行一事本身才是遁世生活的本分。其次，在鸭长明的修行实践中，求道修行的色彩并不浓厚，往往更多包含着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意味。再者，在鸭长明的“遁世观”中，入世出人头地与遁世闲居山野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一并存在。一方面，鸭长明想通过遁世来寻求内心的安定，而另一方面，鸭长明又怀疑坚持遁世的生活方式是否应该，即对自己遁世生活的合理性抛出了质疑。而让鸭长明在遁世闲居期间感到不安的，正是他那未被自己完全舍弃的，入世以争取出人头地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