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科学与哲学思想进行阐发的代表性文献有《The Marxism of Marx’s Doctoral Dissertation》《Marx’s Doctoral Thesis on Two Greek Atomists and the Post-Kantian Interpretations》。Stanley认为，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表达了对伊比鸠鲁自由观的批判，虽然人文主义者对博士论文的解读各异，但他们几乎共同地强调了这个自由的主题概念，他们所没有看到的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考察自然辩证法时所带有的唯物主义色彩 [1]。Fenves指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仅仅是对古代两位唯物主义学者的理论解释，它更像是一种关于两种类型的科学概念的阐述――基于辩证矛盾的科学概念与基于实在的科学概念 [2]。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分析提出了关于异化的理论。在《Alienation, Praxis, and Technē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一书中，Kostas Axelos对手稿中的经济学与异化理论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本书包括六大主题：Part I: From Hegel to Marx; Part II: Economic and Social Alienation; Part III: Political Alienation; Part IV: Human Alienation; Part V: Ideological Alienation; Part VI: The Prospect of Reconciliation Conquest [3]。在《Karl Marx on Technology and Alienation》一书中，艾米・温德林指出，马克思对异化的关注并不局限于他早期的黑格尔式表达，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异化观念与他对技术的兴趣相一致。根据温德林的说法，这种进化的标志是他在两个连续的科学范式之间的转变，这两个范式都与劳动和机器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关 [4]。

对《资本论》中的科学哲学思想进行阐发的著作以《The Scientific Marx》和《An Analysis of Karl Marx’s Capital》为代表。Daniel Little指出，马克思把《资本论》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解释，向公众提出希望用科学充分性的普通标准来评价它。然而，当代众多理论家所强调的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或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不是他的科学主张。因此，一定意义上，《The Scientific Marx》一书代表了一种对当前许多观点的突破 [5]。Macat Team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无疑是过去两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虽然它在政治上得出的结论至今仍备受争议，但它创造性地将哲学方法(辩证法)与历史和经济信息结合起来，产生了对历史的新解释。马克思相信他已经找到了一种描述现在和预测未来的科学方法，但他的许多现代诠释者可能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但是，他以新的方式将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通过如此仔细的分析而产生的新假设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 [6]。

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科学与唯物史观进行阐释的著作以《Friedrich Engels and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为代表，本书包含六大主题: 1. Introduction: Neue Engels-Lektüre; 2. After Engels, after Marx; 3. The Origins of the Engels Debate; 4. Dialectics of Nature betwee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5. Dialectic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6. Conclusion: What Is Dialectics of Nature? Kangal指出，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学术价值素有争议，同样对于恩格斯有人认为是“新唯物主义”的传播者，有人认为恩格斯是自学成才的唯物主义天才，目前为止，对于恩格斯的解读忽视了作者、文本、结构和解释之间的内在关联。Kangal从历史诠释学的维度对《自然辩证法》引发的争论进行了阐发，分析了恩格斯的政治和哲学，并将“辩证法”一词的含义重新定义到一个更精确的语境中，全面地记录和批判性地分析了《自然辩证法》中的意图和关注点 [7]。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述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知识类型，但从知识发展的脉络来看，不难发现，每部著述都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统一、科学(事实)与哲学(价值)的统一。

苏联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胜利，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在苏联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代表性著述之一是《Science, Philosophy, and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viet Union》，本书是对1972年出版的《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Soviet Union》一书的扩展和修订，增加了关于人类行为的新章节，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苏联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以对苏联的研究经历为基础，Graham证明了苏联辩证唯物主义与科学之间在众多方面的互动性关系。他对西方世界忽视了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家和哲学家对苏联科学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表示后悔不已，在大致描绘了苏联哲学史发展的大致图景以后，Graham进一步考察了哲学对遗传学、生理学、计算机、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 [8]。代表性著述之二是《Totalitar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作者Josephson对苏联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与极权下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包含以下主题：1. Totalitarian Science; 2. Transformationist Visions: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3. The Physical Sciences under Totalitarian Regimes: The Ideologization of Science; 4.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5. Conclusion: Totalitarian Science? [9]

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但苏联的极权政治也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影响。就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而言，既有重大的发展机遇但也有众多消极影响，如何评估前苏联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功过是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影响重大。以《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in Central Asia: Science between Marx and the Market》为代表，通过仔细的历史学和人种学研究，结合大量的学术工作，Amsler在书中对中亚地区科学知识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作者证明，古典的科学和社会理论不足以理解中亚的科学工程，相反，对于区域科学的批判性理解更为合适。在这种科学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专业性和政治性精神被融入到苏联帝国的科学发展逻辑之中。这种科学既是有苏联规则组建和管理的，也是由当地科学家的个人努力所定义的，这些科学就是在马克思和市场之间证明自身，并由此在科学的世界体系边缘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政治经济学 [10]。另一本著作，《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Russian Experience》，对苏联科学发展中的国家主义的影响以及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这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时期的科学与历史 [11]。

在国际科学技术哲学和苏联科学发展的影响下，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学研究在英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出现了一批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科学(社会学)家。在《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一书中，Sheehan以贝尔纳的科学社会学思想、霍尔丹的科学生物学思想、李约瑟的科学文化学为基点，通过考察贝尔纳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的内在关联 [12]。在《The Anglo-Marxists: A Study in Ideology and Culture》一书中，Roberts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贝尔纳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13]。在《Marxism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From Engels to Althusser》一书的第四部分：Scientific Socialism on the Ground: Haldane, Bernal,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Thomas对霍尔丹、贝尔纳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阐释 [14]。在《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一书中，Levins和Lewontin以霍尔丹的遗传学为例，展示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应用于科学的研究方法，并认为这种方法在解决诸如神经系统功能等较为复杂的生物学难题时更具有优越性 [15]。

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探索到英国的科学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构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谱系，无论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教训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承，都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

《How the Cold War Transformed Philosophy of Science》一书的第二至第七部分，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对维也纳学派和纽拉特“科学统一运动”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左派科学哲学、政治科学哲学、红色科学哲学等研究团体和机构，具体包括：2. Otto Neurath, Charles Morris, Rudolf Carnap, and Philipp Frank: Political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3. Left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America and the Reception of Logical Empiricism in New York City; 4. “Doomed in Advance to Defeat”? John Dewey on Reductionism, Valu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5. R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Blumberg, Malisoff, Somerville, and Early Philosophy of Science; 6. The View from the Left: Logical Empiricism and Radical Philosophers; 7. The View from the Far Left: Logical Empiricism and Communist Philosophers [16]。另一代表性著作《Otto Neurath, Philosophy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是由Nancy Cartwright，Jordi Cat，Lola Fleck和Thomas E. Uebel四位著名的学者合著而成，全面揭示了纽拉特的科学与政治思想，全书大概分为纽拉特的社会经济思想背景、纽拉特的科学理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对纽拉特思想发展的作用三个部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纽拉特的激进物理主义思想、科学统一思想中都有马克思主义的痕迹 [17]。

有关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关系，以《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一书为代表，本书是一本由Andrew Brown，Steve Fleetwood，Michael Roberts三位著名学者合编的论文集，内容包括：1. The marriage of 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 happy, unhappy or on the rocks?; 2. Five ways in which critical realism can help Marxism; 3. Critical realist arguments in Marx’s Capital; 4. What kind of theory is Marx’s labour theory of value? A critical realist inquiry; 5. Capitalism,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and critical realism; 6. Critical realism: beyond the Marxism/post-Marxism divide; 7. Materialism, realism and dialectics; 8. Dialectic in Marxism and critical realism; 9. Developing realistic philosophy: from critical realism to materialist dialectics; 10. From spaces of antagonism to space of engagement; 11. The spectral ontology of value; 12. Abstracting emancipation: two dialectics on the trail of freedom。书中关于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大致分为三类：批判实在论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是并行的两个理论/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可以相互促进 [18]。另一代表性著作《Emergentist Marxism: Dialectic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本书是马克思主义与批判实在论相结合的理论产物，作者Creaven成功地将批判实在论与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用于考察复杂的社会和物理系统，Creaven对马克思的存在与自我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等辩证法进行了考察，并证明了这些辩证法如何引导社会分析者将地理?历史理论作为一种方向性的指导, 本书内容包括：1. Critical realism and dialectic; 2. Materialist dialectics; 3. Socio-historical materialism; 4. Stratification and power; 5. Marx versus Weber on the dialectics of history [19]。

在《Rousseau and Marx》一书的第二部分，Galvano della Volpe对经济学和一般道德原则的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了探讨，其副标题为“关于马克思1843~1859的方法论著述”，探讨的范围包括1843~1844年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1857)、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这可以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最早探索，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具有启蒙意义 [20]。在《From Rousseau to Lenin: Studies in Ideology and Society》一书的最后一部分：“Marxism: Science or Revolution”，Colletti指出，马克思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是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对现实的分析。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所采用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现实的表达，资本(其中的雇佣劳动力只是可变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这个部分的一部分)是“活劳动”的产物。与伯恩斯坦的道德主义或马库斯克的“乌托邦”不同，马克思利用现实的一个方面抛出了经济学家的论点，并指出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必然灭亡，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 [21]。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的学术思潮，以哲学上的分析法和方法论上的非个人主义为特征，希冀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建，使之成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以柯亨，埃尔斯特，罗默，赖特等为代表。标示性著作之一是《Analytical Marxism: A Critique》，其内容包括：1. Introduction: What is Analytical Marxism?; 2.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3. Analyzing Marxism: The Coherence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4. Transhistorical Choice Marxism: The Defence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5. Reconsidering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The Demise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6. From Inequality to Exploitation and Back Again; 7. From Rational Class Struggle to Ethical Socialism [22]。标示性著述之二是《Analytical Marxism》，作者Roemer指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社会理论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这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难题的启发，他们试图用当代的逻辑、数学、和模型构建的方式来破解这些难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论自觉的产物，既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也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书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必要提出的问题，例证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新方式，以此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理论之间的互通 [23]。

在《The Greening of Marxism》一书中，Ted Benton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出发，探讨了自然极限、生态女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等问题，书中指出，生态运动产生之初就警示过持续的消费增长可能带来的生态灾难，绿色的生态哲学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可持续问题上的不足。本书通过追溯绿色生态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的历史，探讨了生态政治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及红绿联盟可能带来的格局变动 [24]。在《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一书中，Burkett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共产主义与自然的关系三个方面考察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内在关联，凸显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在书中，Burkett对马克思关于自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方法进行了重建，马克思既看到社会生产是由历史发展的生产关系所构成，也认识到生产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物质过程要受到自然条件的塑造和限制，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生态理论家中的一员 [25]。2006年，在《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Burkett进一步从生态与价值、自然与价值、自然与资本、权利与环境、环境与人类等10个角度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在缓解生态危机和救治生态冲突方面的发展路径，本书首次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生态经济学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帮助生态经济学实现其学科多元化、方法论多元主义和历史开放性上的理论贡献，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之间的实质性对话奠定了基础 [26]。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当代形式，与“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不同，“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则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解读，由此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初步探索。